古典主义是17世纪流行于西欧、特别是法国的一种文学思潮。因为它在文艺理论和创作实践上以古希腊、罗马文学为典范，而被称为“古典主义”。在法国的古典主义文学中，戏剧方面最有成就，出现了三大戏剧家：悲剧作家有高乃依和拉辛，喜剧作家莫里哀。莫里哀的代表作品有《伪君子》、《悭吝人》等，他是十七世纪最有成就的喜剧家，但并不是最典型的古典主义者。他以滑稽的形式揭露了社会的黑暗，是法国古典主义文学，以及欧洲文艺复兴运动的杰出代表。
《伪君子》是法国古典主义戏剧作家莫里哀最著名的喜剧之一。它凭借高超的写作技巧，具有崇高的美学价值，使得这出喜剧获得了空前的成功，并长久地屹立于世界戏剧之林，是古典主义文学的典范。这部喜剧在艺术上充分体现了古典主义戏剧的原则，它结构严谨，矛盾集中尖锐，层次分明。这就使得《伪君子》在古典主义文学史上能闪耀的绽放光芒。
布瓦洛的《诗艺》是古典主义文学理论的重要著作。其中提出了“三一律”，这一基本原则成为17世纪戏剧创作的准则，也是古典主义的基石。“三一律”要求时间、地点、情节三者的一致性，即同一时间，同一地点，同一情节。也就是说，戏剧的发展应该限定在一个固定的地点，并且是在24小时内进行的单一线索的情节，情节服从于一个主题。《伪君子》的故事就是在“三一律”的指导下发展的。但他没有受到三一律的束缚，反而以高度的技巧掌握了这个规则。《伪君子》剧中地点安排在奥尔贡家就始终不能改变，时间24小时，剧情围绕揭露达尔杜弗的伪善性格而展开，没有一点旁驰，而莫里哀能充分利用这个室内环境进行巧妙的艺术构思：大密斯藏在套间，奥尔贡躲在桌下，都是对于剧情发展有着关键意义的情节，达尔杜弗的求爱和艾耳密尔的巧计，离开这个室内环境就无法令人相信。莫里哀的喜剧《伪君子》按"三一律"写成，全剧五幕，单线发展，情节发生在一个地点，主题集中在揭露答尔丢失的伪善面目这一点上。
《伪君子》打破了古典主义把喜剧和悲剧绝然分开、不得交错的“风格整一”法则，在喜剧中穿插一些悲剧性因素，如奥尔恭女儿婚姻的将遭破坏、奥尔恭濒临家破人亡的险境，喜中含悲，把戏剧冲突一步步推向高潮。爱情悲剧、家庭悲剧接连而至，陷入绝境。加速了喜剧矛盾的发展，收到了较好的艺术效果。如果没有国王“恩赦”的奇迹发生，悲剧的结局实在无可挽回。这种悲剧色彩加深了作品的批判力量。有了这个悲剧因素，不仅讽刺了伪善的丑恶，更揭露了伪善的凶狠残忍，指明了伪善对人们的危害。而结局则急转直下，以大团圆收场。这使情节结构变化跌宕，层次分明，更具吸引力。
在《诗艺》中，贺拉斯提出了塑造人物的“类型说”，即同一类的人物都应有自己典型性格。自从贺拉斯在《诗艺》中提出人物“类型说”以来，古典主义剧作家便遵照这条准责塑造人物，莫里哀也不例外。莫里哀把伪善者的一切特征都集中在答尔丢夫身上，使他几乎成为伪善的化身。答尔丢夫在整出戏剧的表演就仅仅是为了表现伪君子这一类人共有的虚伪本质。答尔丢夫被模式化了，成为了伪君子最典型的代表。莫里哀充分运用夸张与对比手法，着重刻画了答尔丢夫的伪善性格。如答尔丢夫标榜不近女色，见到桃丽娜袒露的胸脯、就叫嚷要用手帕遮起来。但一听到欧米尔想见他，就立刻"温柔"起来，迫不及待地问间道:"她就来吗?"他把自己打扮成一心向善、慈悲为怀的信士，但对自己的恩人，却既想霸占妻女，又想谋财害命。
17世纪法国古典主义文学和当时的君主专制、中央集权的政治有密切关系。它是受这种政权的保护、鼓励与培植的，是为这种政权服务的。因此，古典主义作家常常在作品中表露出对自己的政治倾向，中心思想对王权的崇拜。17世纪是路易十四的世纪，他是文学、艺术和政治的核心，因此，他对文学领域有极大的影响。在《伪君子》中，答尔丢夫最后当虚伪骗不了人的时候，露出凶像，串通法院，以执行“契约”为名，要赶走奥尔恭，还向国王控告奥尔恭是政治犯，妄图把他置于死地，想达到永远霸占他的财产的目的的时候，幸亏国王明察秋毫，将答儿丢夫绳之以法。塑造了一个睿智英明的国王。用意在于说明国王绝不是伪君子的朋友，任何伪善行径都逃不过他锐利的眼睛，他是明辨是非的。在此赞美了王权，表露出对自己的在政治上拥护王权，维护国家统一。古典主义的出现受到了王权的支持和扶植。王权采取一系列措施，确保古典主义原则的制定和落实。
法国古典主义的作品有非常明显的时代特征，而这些特征在莫里哀的《伪君子》中体现得十分明显。在创作手法上遵循了“三一律”的原则，在人物塑造上符合“类型说”的规定，并在中心思想上赞美了王权、拥护王权，打破了古典主义把喜剧和悲剧绝然分开、不得交错的“风格整一”法则。而也正因为这些特征，恰恰又烘托出其本身的主题。使得这出喜剧获得了空前的成功，并长久地屹立于世界戏剧之林，是古典主义文学的典范，在古典主义文学史上能闪耀的绽放光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