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台湾作家柏杨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写了一本书叫做《丑陋的中国人》，指出中国人诸多丑陋的一面，例如好窝里斗，缺乏团队精神，喜欢掩饰自己的错误，心胸狭窄，心口不一等等。时间一晃又过去了二十多年，柏杨先生也已作古，中国人的丑陋是否有所改变呢？
二十多年，也许足以改变一个人，但不足以改变一个民族。中国人许多丑陋的东西至今仍在泛滥着，如同经年老酒发了酵，不时会冒出许多泡泡来。
中国人的奴性追究起来可谓源远流长。
中国是一个文明古国，有着相当长的封建历史，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三跪九叩，皇上的话是圣旨是法律，至高无上，其他人都是臣民，是奴才，得仰其鼻息，唯其马首是瞻。如此造成的局面是层层加压，皇上压臣民，大官压小官，官员压百姓，官大一级压死人，你不听话，你还要官做不？你还要生活不？这种与众不同的历史像一把刀刻在了中国人的心灵深处，这种长久以来潜移默化而形成的奴性一旦遇着权力，它立即就像晒蔫了的草，再无立起来的可能。
在湖南某市一次跨桥事故中，死的人据说超过了二十人，可是见诸报刊的官方数字仅为九人。市委明示：对这次重大事故一定要严查到底，决不姑息。然而最后的结局是丢卒保车，撤了建设局局长等人的职后便不了了之。据说市委曾召开记者招待会：几用恳求的语气请求记者们不得擅自发布这次事故中的某些数据。那语言可谓意味深长，聪明人一听便知。至于市委为何要这样做，大家都心照不宣罢了。如此，谁愿意抓不着狐狸却惹得一身骚？谁还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去吃这难以下咽的螃蟹？
作为下级，对上级要恭敬，不管自己委屈，但求领导欢心，那就像是文化大革命时期报纸必写的“全国形势一派大好”一样，是下级必修之功课，这种做法就像是中国的人民币，是可以全国通用的。网上有一针对下级做法的嘲讽，也许正好切中时弊：领导没来我先来，看看谁坐主席台；领导没讲我先讲，拍拍话筒响不响；领导说话我鼓掌，带动台下一片响；领导吃饭我先尝，看看饭菜凉不凉；领导喝酒我来挡，早把生命献给党；领导睡觉我站岗，和谁睡觉我不讲。上级有问题得兜着，下级有不满得隐着，百姓有意见得熬着。下级隐得好将来可能“官运”无量，百姓熬出头却是千难万难。
中国人一般是颇识时务的，但还是有一部分人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屈原信而见疑，忠而被谤，曾感叹“举世皆浊而我独清，举世皆醉而我独醒”，渔夫曾好心地劝他说：沧浪的水如果清澈可以洗帽缨，如果混浊也可以洗脚，为什么不随波逐流呢？可是屈原宁愿将身付水，也不愿意如此，于是他死了。某市一企业领导曾也想打破这种潜规则，一直不给当地相关领导打招呼，送上“心意”，于是他的企业运行举步维艰，处处受挫、碰壁，最终不得不关门走人。
莫泊桑在他的短篇小说《项链》中说道：一件细小的事可以成全你，也可能败坏你。对于人生来说，一个人可以让你平步青云，也可以将你落井下石。在工作中你可以不优秀，但你不可以不听话。如果你自认为很优秀，可以不听话，那你就离坐冷板凳不远了，更别说独占鳌头，成为新任上级。在中国，有一条流行语：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说你不行你就不行，行也不行。这句话反过来说就是：你说对就对，不对也对；你说错就错，不错也错。中国的官不是选出来的，而是说出来的。下面说三道四，意见一箩筐，抵不上上级一句话：你行。于是你就上去了。因此，在中国，要想当官，首先必须懂得官场之道，学习了这门课程，你才能顺利进入官场之门。这种“官学”，不仅滋生了一大批钻营拍马之徒，也扼杀了一大批真正想为国效力的人。但它又是如此牢不可破，任何人想凭借个人的力量去改变它都几乎是不可能的。
如果你不想要别人帮助只想自食其力，那你就要像朱自清不领美国救济粮一样能忍受贫困之苦。如果你不想吃嗟来之食，那你就要像古代乞丐一样，宁愿饿死以身膏草野来显骨气。如果你不想为五斗米折腰，那就趁早像陶渊明一样，弃官回乡，植杖耘籽，清流赋诗，乐夫天命；或干脆不入官场不进高层，在田间俯仰啸歌，在街头述家长里短，作一世草民。

二
中国有一张蜘蛛网般无处不在的关系网。而中国人，罩在这张网里，无处可逃。
有的人对它驾轻就熟，有的人却碰得头破血流；有的人欲进不得进，有的人欲出不得出；有的人恨之入骨，有的人爱之如宝。
中国是一个有着十三亿人口的大国，人口多得如蚂蚁。但可不能小看了这蚂蚁，每一只蚂蚁都有可能成为撼动大树的蚍蜉。不要笑他不自量，只要有了合适的机会，只要能借助于外来的力量，他就极有可能成为靠着土地母亲成为力大无穷的安泰。这外来的力量是什么？即别人的帮助。这别人是谁？可能是朋友，可能是亲戚，可能是同学，可能是父母，可能是只有利害关系的往来人；也可能是出身，或是与众不同的却获得大家认同的经历，例如自强不息带着捡来的妹妹上学的洪氏。如果你什么也不想靠，只想凭自己的本事跻身于别人已织好的关系网中，也许你就得付出比他人更多的时间和精力，也许得花上他人几倍的时间，到头来也只能有极少数上去，大多数会在基层呆到退休，然后卸掉那一身本不起眼的皮回归故里，重拾平淡生活。《红楼梦》中第四回讲到贾雨村断案时，本欲新官上任，作一次秉公执法，一个曾经有过一面之缘现在作了他的下属的小沙弥给他出具了一张护官符，他才如梦初醒：贾、王、史、薛四大家族，那是自己能惹的主？不但不能惹他，还得时时护着他。于是他马大哈似的糊里糊涂断了这宗人命案，打死了人的薛家公子薛蟠逍遥法外，冯家得了银子便也息事宁人，可怜打死的那家主人冯渊成了永远也难以翻案的冤魂。
我一个同事曾说过这样一件事：他说他有一个姓陈的高中同学，是复读插班进来的，平时不爱说话，成绩也不好，坐在后面。没有谁注意他，同事说他甚至那时候都忘了他的存在。高考陈同学自然没有考上，同事考上了大学，读书去了，渐渐地这位陈同学从他头脑里彻底淡去了。直至有一天，他听到别人谈起县委领导的名字中有陈同学，他才吃了一惊，想不到这么多年不见，他出息了。一打听，才明白，原来他有一个在省委当干部的爹。高中没考上，他的父亲安排他上了农校，毕业后，下放到乡，又因为他父亲的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