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诗十九首》的出现，标志着中国第二座诗歌高峰的来临。它所流露出的深沉的生命意识，谱写了一曲曲人性主义的悲歌。因为，它深受其生命源流——《诗经》的影响，所以，我们随处都可以窥探到《诗经》的影子。如典故的选用、艺术技巧的使用、诗歌的内容与语言风格以及“风雅精神”的写作传统，然而，作为五言诗之“巅峰”，它不是简单而机械的化用这些诗歌艺术，而是有了超越第一座诗歌高峰——《诗经》的独创与自新之处。

《古诗十九首》是中国五言诗的鼻祖与巅峰：它上承《诗经》，下启魏晋五言诗与隋唐的五言绝句，在中国诗歌史上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然而，纵观卷帙浩繁的现代学术史——对《古诗十九首》的研究甚微。研究者们有的停留在对它所作的时代以及作者的探讨上，如张建业著的《中国诗歌简史•古诗十九首》。有的则把主要研究方向放在它对后代诗歌的影响上，如赵标初著的《古典文学三百题•古诗十九首在我国诗歌发展史上占有怎样的地位》。有的则主要探究十九首古诗的作者孤独的生命意识，如刘则明的《〈古诗十九首〉的孤独伤痛与汉末士人的生存焦虑》、张红运的《汉代文人生命意识的诗学表征》。有的则进一步挖掘诗篇中的审美意象，如刘迪才的《〈古诗十九首〉的审美意象》。而我认为要想从本质上把握与透悟它，必须追根溯源，从源头上了解其“活水”的来源，而《诗经》正是它的源流与“活水”。由于在《诗经》与《古诗十九首》关系的深究上，一直缺乏系统性的论著，所以这篇论文的写作显得尤为重要。
被刘勰奉为“五言之冠冕”的《古诗十九首》，标志着汉末文人五言诗的成熟。钟嶸的《诗品》也给了它以极高而精辟的评价，谓之曰“文温以丽，意悲而远，惊心动魄，可谓一字千金。”然而，曾被后人尊为“诗母”①的《古诗十九首》，它的创作时代与作者，一直是当今学术界争论不休的主题。现在通行的观点是“这组古诗产生于东汉末年的桓灵之际，非一时一人一地所作，因为内容和风格相近，梁萧统将其编在一起。作者多为中下层文人”②。它的内容大致分为两类：一类抒发士人仕途失意的苦闷与悲哀，另一类描绘游子思妇的别离相思之苦。这与东汉后期的门阀制度和当时中下层文人的游宦之风是分不开的。“在汉代，儒家诗教占统治地位，强调诗歌与政治教化之间的关系”③。至此，便可推测出当时无论是上层贵族还是中下层文人与平民，《诗经》都被捧为“圣经”。直至魏晋以后，“诗学逐渐摆脱了经学的束缚，整个文学思潮的方向是脱离儒家所强调的政治教化的需要，开始寻找文人自身独立存在的意义”④。因此，产生于东汉末期的《古诗十九首》，它不仅继承了《诗经》的某些传统，而且更在融化其“风骨”的基础上，有了创新与超越。
下面从五个方面来进行具体的论述。
（一）对《诗经》典故的化用与超越
《古诗十九首》的大部分诗篇都或多或少的化用了《诗经》中的典故，这使得其内容更丰腴，内蕴更深厚。
例如，《行行重行行》描写夫妇相距甚远的诗句，“相距万余里，各在天一崖。道路阻且长，会面安可知？”，“阻且长”言路途艰险且遥远，“化用了《诗经•蒹葭》‘所谓伊人，在水一方；溯洄从之，道阻且长’的语意”⑤，“各在天一崖”即是从“在水一方”转变而来，“相去万余里”则是“在水一方”的补充，而“会面安可知”却是“道阻且长”的延展。其次，还有“‘胡马依北风，越鸟朝南枝’吸收了《韩诗外传》中的‘代马依北风，越鸟翔故巢，皆不忘本之谓也’”⑥的内涵。而诗句“‘思君令人老’其中的‘思君’一词，是《小雅》‘维忧用老’”⑦的变体，“弃捐勿复道”与《卫风•氓》中“反是不思，亦已焉哉”也有异曲同工之妙。
《涉江采芙蓉》是一首游子思乡之诗。诗人欲采芳赠远人，而这却是“《诗经》‘赠香草结恩情’中的传统风俗习惯”⑧。又如《明月皎夜光》里有这么一句“不念携手好”，“这是化用《诗经•邶风》‘惠而好我，携手同行’的语意，而‘南箕’‘北斗’却是用《诗经小雅•大东》‘维南有箕，不可以簸扬。维北有斗，不可以挹酒浆’的语意”⑨。
《庭中有奇树》中“馨香盈怀袖，路远莫致之”却是借用《诗经卫风•竹竿》“岂不尔思，路远莫致之”的语意（见朱自清的考证）。《迢迢牵牛星》是《古诗十九首》中唯一一篇具有浪漫主义的诗歌，也是我认为艺术成就最高的诗篇。其中两句“‘终日不成章，泣涕零如雨’同样化用了《诗经小雅•大东》‘跂彼织女，终日七襄，虽则七襄，不成报章’的语意”⑩。而《凛凛岁云暮》却是十九首古诗中，借用《诗经》语意最多的诗篇。如“‘凛凛岁云暮’用‘曷云其还，岁律云暮’之意，‘愿得常巧笑，携手同车归’则兼用《诗经•郑风》‘有女同车’和《诗经•邶风》‘惠而好我，携手同归’两诗之涵义”［１１］。
这是十九首古诗对《诗经》经典语意的继承，然而，它的伟大之处不仅仅在于它的传承，更重要的在于它的独创。如《东城高且长》“晨风怀苦心，蟋蟀伤局促”，这二句中“晨风”、“蟋蟀”分别是《诗经•晨风》与《诗经•蟋蟀》中的一组意象，诗人借这组意象，来表达自己愁苦拘束的心境。而《东城高且长》中，诗人借用这组意象是为了鞭饬《诗经》作者的这种心境，抒发岁月易逝与尽情游乐的思想。又如《凛凛岁云暮》里的诗句“同袍与我违”，是为了寄托诗人对丈夫在外另有新欢的担忧。而《诗经•秦风》中诗句“与子同袍”，是军士相互间的勉励语。
这是一种艺术与思想的超越，显示了汉末文人在五言诗上的高深造诣。
（二）对《诗经》语言风格的继承与超越
前古时期的诗歌，如《诗经》，从审美角度考察，“都是一种朴厚的自然美，是作者心声的自然表达，较少修饰雕凿，作为文学作品，它们可以称作不自觉的文学作品”［１２］。唐朝著名文学理论家皎然在他的《诗式》中也说它是“天予真性，发言自高”。而《古诗十九首》一方面继承了《诗经》以情意之表抒为创作的中心，另一方面它又不同于《诗经》的“天予真性，发言自高”的特性。在《古诗十九首》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