逛当当商城，偶然间翻到一本《一个都不宽恕——鲁迅和他的论敌》的书。一个熟悉的名字伴随着这本书的简介出现，那就是我所熟悉且陌生的高长虹先生。说熟悉是因为近两年读过一些研究高长虹的文章，对他的名字比较熟悉；说陌生是因为我并不能真正读懂高长虹先生的思想。这促使我不揣冒昧地想写一些关于高长虹的文字。哪怕这些文字有“炒冷饭”的嫌疑。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高长虹可称为“愤青”人物。他做“愤青”的历史可追溯到他的少年时代。十三岁的高长虹响应辛亥革命的号召，不顾家人和师尊的反对，毅然剪掉辫子，和满清王朝彻底决裂。时隔四年之后，接受了进步思想的高长虹又勇敢地站出来反对阎锡山劝进袁世凯称帝的闹剧，并且作诗讽刺和攻击。这时候，高长虹的“愤青”思想基本成型。但做一个合格的“愤青”，还需要有自由、民主、科学的武器来武装自己。那个时代，积贫积弱苦难深重的中国人中，具有“愤青”特质的人很少，而高长虹是那些很少的人中的一个拔尖者。
高长虹是追随鲁迅先生而广为人知的，也是因与鲁迅的交恶而声名大噪的。研究中国现代文学史，高长虹是绕不过的一道坎。他的重要性不仅在于他勤奋地创作了大量有影响的文学作品，还因为他与鲁迅发生摩擦的一段文坛公案。而今天，当我们回头看那段“高鲁冲突”，始发觉中间充斥着一些无聊的谩骂，离间的阴谋和文人相轻的恶习，当然还有可贵的质疑精神。这些元素聚合到高长虹一身的时候，他的“愤青”形象就更加丰满了。
是时，鲁迅在学术界的声名已经如日中天，身后有庞大的“粉丝团”。崇拜者做的刊物广告已经把他称为“思想界之权威者”了。虽然鲁迅先生自己并未认可这个强加于他的定语，但是白纸黑字在那里，由不得满脑子质疑精神的高长虹起而发难。敢于向权威发难，敢于提出质疑，并形诸于文字，这是需要勇气的。那个时代质疑鲁迅的人不少，但向鲁迅献殷勤以求鲁迅举荐提携的文人也很多。高长虹以曾经得到过鲁迅帮助的身份，又站到了质疑者的行列里去公开叫阵而显得另类。他们之间的冲突，不管起因缘何，也不管最终谁对谁错，只是一场无关民族大义的文人间的倾轧而已。
时间考验人格，事件检验人品。高长虹经受住了时间和事件的考核。传说蒋介石慕名拜访高长虹，想请他出来做事。而老蒋的热脸却遭遇了高长虹的冷屁股，面对蒋姓到访者，高长虹爱答不理，置蒋介石于尴尬之地。一个不事权贵的文人形象跃然眼前。如果说这还只是一个传说，那么高长虹拒绝担任边区“文协”筹委会副主任，谢绝参加著名的延安文艺座谈会的邀请，同毛泽东的谈话不欢而散，就显得特立独行不识时务了。须知“文协”的副主任是官，而参加文艺座谈会和与毛泽东交谈则是很多人梦寐以求的荣耀。把利禄荣耀都看作过眼云烟的人，又岂在乎去与鲁迅争锋，博得一个名声？这样，解释与鲁迅冲突中高长虹的表现，我想用一个词来形容他最贴切，那就是——较真。特立独行的人对自己认定的事情定然会坚持到底的。这是他的性格决定的，而无关功名利禄等身外之事。也因为他的这种性格，他将承受长久的孤独，他将注定被主流社会边缘化。这就是那个突出政治的时代“愤青”的命运吧。
我想，以高长虹的学识和阅历，不会不知道当时边区逐渐形成的政治气候是不适宜他的。但他还是坚持留下来，坚持要为共产党做事。这应该有两个原因：一是他对这片土地爱的深沉，他不知道如果离开，哪里是他安身立命的所在；二是当时的共产党朝气蓬勃，与民众的关系鱼水相得，这是蒋介石集团不能比拟的。仅此两点，哪怕是自己遭受点误解与委屈，又有什么关系呢？何况当时他的心里一直抱着幻想，幻想自己一定有用武之地，才能也不会被埋没。然而，他不知道，因为他的特立独行不识时务，早已被打入另册，是为“被指定的‘疯子’”了。
一个不自知的“疯子”的名头陪伴着高长虹的后半段生命。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没有亲人陪伴，没有朋友关怀，哪怕是一个同情的眼神也没有。他在孤寂与无助中悄然而逝。他也许想不到，他的身后还有一顶“反动文人”的“帽子”一直罩着他，直到几十年后才逐渐被正直的文史研究专家学者以雄辩的史料证实了他的无辜。
今天，当我们拨开历史的云烟再来审视这个被冠以“反动文人”和“疯子”的人物时，才发现他的身上其实有很多宝贵的东西值得我们学习。
注：资料引用自《一个都不宽恕——鲁迅和他的论敌》作者陈漱渝；《回望长虹随笔系列》作者郭祯田。
被指定的“疯子”：引用自《回望长虹随笔系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