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初，旅美华语作家哈金针对中国文学日益边缘化、作家理想主义的普遍丧失和当代长篇小说薄弱的现实，在《南方周末》上发表《期待“伟大的中国小说”出现》。文中，他提出“伟大的中国小说”的概念，由此引发一场争论。国内作家如王安忆、残雪、韩少功、陈希我、杨秋荣、李锐、徐江、韩东，批评家如沉钧、陈绪国、张柠等纷纷参与，各抒己见。一时间，这个话题成为中国文学界的一个焦点话题。
一、什么是“伟大的中国小说”？
哈金关于“伟大的中国小说”的提法，源于美国文学界关于“伟大的美国小说”的提法。那么，何谓“伟大的美国小说”呢？据哈金的介绍，早在1868年，J。W。Deforest就给“伟大的美国小说”下了定义，这个定义至今仍然沿用：
“一部描述美国生活的长篇小说，它的描绘如此广阔真实并富有同情心，使得每一个有感情有文化的美国人都不得不承认它似乎再现了自己所知道的某些东西。”
由此哈金发挥说：“它的核心在于没有人能写成这样的小说，因为不可能有一部让每一个人都能接受的书。然而正是这种理想主义推动着美国作家去创作伟大的作品。美国作家都明白伟大的美国小说只是一个设想，如同天上的一颗星，虽然谁也没法抵达，却是一个坐标，使他们清楚努力的方向。”
哈金还介绍说：“在美国，文学从来就没有被边缘化过。在美国文化结构中伟大的美国小说一直是一颗众目所望的星。常常有年轻人辞掉工作，回家去写‘伟大的美国小说’，甚至有的编辑也梦想有朝一日能编辑‘伟大的美国小说’。每年春季，我都教中篇小说写作。在第一堂课上我总要把伟大的美国小说的定义发给学生，告诉他们这就是每一个有抱负的小说家写作的最高目标。”
据此看来，哈金期待出现“伟大的中国小说”，应当说是一种美好的愿望，理应为广大中国作家、评论家拥护了。然而，事实并非如此。
二、关于“伟大的中国小说”的争论
残雪在《我心目中的伟大作品》文中坦言：
“我不喜欢‘伟大的中国小说’这个提法，其内涵显得小里小气。如果作家的作品能够反映出人的最深刻、最普遍的本质(这种东西既像粮食、天空，又像岩石和大海)，那么无论哪个种族的人都会承认它是伟大的作品——当然这种承认经常不是以短期效应来衡量的。对于我来说，作品的地域性并不重要，谁又会去注意莎士比亚的英国特色，但丁的意大利特色呢？如果你达到了深层次的欣赏，地域或种族完全可以忽略不计。”
但是，杨秋荣在《呼唤“伟大的中国小说”》中批驳指出：残雪不注意莎士比亚的英国特色，也不注意但丁的意大利特色，不等于英国人和意大利人也不关注。文学作品达到了所谓的“深层次的欣赏”，地域或种族果真可以忽略不计吗？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讲述的是丹麦国王的一段复仇故事，但是谁也不能否认，其中包含着太多太多的英国政治信息。同样，苏联作家布尔加科夫的剧作《莫里哀》虽然讲述的是法国17世纪的故事，字里行间却对本国的政治情况和本国艺术家的悲惨遭遇作了微妙的影射。由此可见，残雪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
韩东在《伟大在“伟大”之外》文中指出：“‘伟大的美国小说’转换成‘伟大的中国小说’，作为一致的追求，以建立公正的尺度平台，是没有意义的，因为一开始就犯规了。”继而激越地指出：“除了反映出一种好大喜功的盲目倾向，那些‘大’的东西难道真的能被呼唤出来吗？我不信。确有其‘伟大’、‘宏大’，甚至‘大师’、‘大作品’，但这些从来都不是被呼唤出来的，甚至也不是可以作为目标而加以追求的。伟大在‘伟大’之外，文学的最高成果在文学之外，这还有什么好说的呢？那些冲着‘大’去的写作者势必比较渺小，那些甘于渺小的写作者才可能成就‘伟大’。”韩东的结论是：“像卡夫卡、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目标显然也不可能是‘伟大的文学’，但他们的确又成就了伟大的文学。还是那句话，他们定义了‘伟大’(用作品)，但不被‘伟大’的定义所定义。呼唤‘伟大’这中间存在着严重的倒果为因的问题。”
应当说，“定义了‘伟大’(用作品)，但不被‘伟大’的定义所定义”，这个说法是有价值的，值得中国作家们为之三思。
徐江在《北京日报》撰文《我们需不需要“伟大的中国小说”》。文章首先质疑了哈金的提法，继而指出：“汉语需不需要诞生新的伟大小说？当然需要。但现在我想说的是，中国的文学恐怕首先需要‘亲近的小说’——与读者亲近的小说，与汉语之美亲近的小说，与切身体验亲近的小说，与想像力亲近的小说，与每天的泪水、与人世肤浅的欢乐、与灵魂的困顿、与少年的茫然中年的窘迫老年的失落、与动荡多变的时代、与文本结构的创新……对这一切都怀着赤子之心、坦诚相待、亲近无比的小说。只有做到了这些，那伟大的汉语小说，或许才可以期待。”
残雪在上文中也指出：“伟大的文学并不是高不可攀的，她就属于踏踏实实地追求的作家，她的内核就是人的本质。每一位能在文学创造中将理想尽力发挥的作家在写作的瞬间都是伟大的作家，这样写出的作品则是伟大的作品。”
应当说，徐江和残雪在结论上是比较相近的。
陈绪国在《SOS:“内忧外患”围堵扼杀“伟大的中国小说”》文中，首先肯定“伟大的中国小说”的提法，继而分析了围堵扼杀它的两方面因素：
从“外患”因素看，社会政治、文化的单纯化、定向化导引，“一统天下”的官方出版发行机制，大大冷凝了小说家创作的自由空间，磨平了小说家独创性的棱角，埋没了一批批文豪级小说家向纵深方向拓展。政治垄断、政治箝制、政治干涉的结果，造成千人一面的模式化作品充斥文坛，更重要的是，造成社会重大题材白白浪费，甚至万劫不复。从“内忧”因素看，许多作家在创作小说的过程中，常常面临“四大风险”，即政治风险、道德风险、维权风险和投资风险。此外，相当大一部分小说家的文字功底，达不到如《红楼梦》那种“伟大的小说”的境界。
作家陈希我觉得有必要提出“伟大的中国小说”这个概念，而哈金的定义出了问题。他认为促成大艺术的是无法救治的危机感、痛感，文学是一种深刻的病。
“什么是‘伟大的中国小说’呢？”陈希我这样论述，“我理解应当是：一、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