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来无事,信手拈来张爱玲的集子。时值初春，阳光懒懒地照在身上，人也有几分倦意，这时候读张爱玲的书伴着一地金黄，便有甜丝丝的感觉。我说过在人蒙蒙胧胧的时候，抱一本张爱玲的书，随便翻上几页（散文和杂文尤佳）就如恋人在身边絮絮的耳语。不过今天翻了几页，发现有个词儿很是绕口：智识分子。想必就是我们常说的知识分子。之所以知字变为智，我先猜想大概我们与港台那边名称的不统一有关，如激光，在内地就是极普通的玩意儿，但在港台那边一捣鼓就变成镭射，咋一听挺吓人的。还有冰箱那边叫雪柜,弗里昂干脆就叫雪种。有香港的朋友说，我们请你们到香港来坐叮当车，一想那多半是游乐园的童车，心里便不快。其实叮当车是香港三十年代殖民时代留下的有轨电车，车尾安了副铜玲，走起来一路叮当，全中国也只香港遗有这一景。以东西的形意用途多视角随意取名，就造成两地同种而不同名的结果，很容易闹误会；再看张爱玲的智识分子，知识的进一步升华就形成了智，二者既联系又区别。由于张爱玲身在海外，自然把智与知等同起来（我的第一感觉）；后来看到她写作的日期，那几篇杂文都写于上世纪四十年代初期的上海，那时候的上海正是全中国顶级知识分子云集的地方。既然身在大陆，张爱玲又是位玩弄文字的大家，遣词用句，不可谓不严谨。我顿生疑窦，经过王小波式的短暂一愣，心里豁然明朗，不襟连声道：高、实再是高！
从历史上看中国真是个不缺少知识分子的国度。二千多年前的秦始皇就嫌当时的知识分子太多（大多是儒家的），抓来活埋了他几百个。我想几百个可能在当时不算多，比起后来被残害的数十万人（反右），始皇帝可谓是心慈手软了。因为经过春秋战国，百家争鸣的时代，各种学说和流派风起云涌。光儒门一家，在距秦三百多年前就有嫡系弟子三千（旁系没统计），百家应该是多少？又经过了几乎没有文字狱的漫长发展，可以说那时的知识分子就象深圳街头随便落下块石头都要砸死个总经理一样多。不信你看今天的中央电视台，那些学者哪个不是对那时的人物津津乐道，对那时的学术空气、人文荟萃艳羡不已。偏始皇帝不信这个邪，你治国安邦之道，经世济德之才又怎么样？那些儒生，自恃知识满盈，想改我的刚愎自用，一点门儿都没有。寡人不同你们玩了，扑扑甩几百个到坑里去了事。始皇当时并没有在全国范围内大肆捕杀儒生，可见他仅是意气用事，杀鸡给猴看，以儆效尤。只是可怜了那些被活埋了的儒生（知识分子），满腹经纶，反把性命葬送。这样看来知识有何用？如果他们当初能随潮流而动，采取一种便通的办法，把儒家的经典之道与秦王的刚愎自用相结合（本人猜想），怕不至于引来杀身之祸。在我看来这些儒生们真是没有把知识升华为智识的缘故。
但是在封建专制统治的时代，要把知识升华为智识是何其之难。焚书坑儒后，中国的知识分子们便噤若寒蝉，想升华而不敢。乾隆年间,有个叫王锡候的举人,进京考进士不递,想起自已寒窗几十截，学富五车,不能为官所用。做不了官就脱不了贫。看到老屋残破，妻母窘迫，便突发奇想，要用所学之知识编篡一部书来。兴许将来成为畅销书，何愁衣食之忧（前卫哦）。他经过深思熟虑，认为当时的《康熙字典》太为浩繁，仕林学子们查起来非常费时间，天下的读书人那么多，他应该编一部使用起来更加方便实用的字典，一炮走红，便可快速致富（有经济头脑）。后来的进程如他所愿，书编成了，取名《字贯》，而且还顺利借到了自费出版的一百两白银。为了很好的宣传此书，他在书的前言里祥尽地介绍了《字贯》与《康熙字典》的种种不同，他的书优点在何处，并把两书间的优劣通过凡例对比出来（很好的广告意识）。在今天看来这个王锡候绝对属于有创意的那类人。但是倒霉他生在那个时代。这部书出版后不久，王锡候被人告发，罪名是有意贬低皇祖宗。案子从县、州、省层层报到乾隆那里。乾隆翻开字典，发现里面居然还印着清皇室的名字，便龙颜大恕。大家知道封建社会皇室里的人名百姓是必须要讳避的，否则犯大不敬罪。王锡候在字典里罗列皇室之名的本意，是要告诉天下的读书人如何讳避皇名，以免在科举考试中犯错误。但封建的君主哪认这些，迅速将王锡候锁拿进京，凌迟处死，一家人连亲戚十七口被砍了脑袋，连县、州、省的一大批些官员也都受到不同程度的处罚。这就是乾隆朝有名的一起文字狱；可见知识分子想升华为智识分子，是要冒极大的风险的，历朝历代如此。
知识总是别人的，学子们靠的是拿来主义。先秦的那些思想家们不知经过怎样的苦思暝想，拉出一大堆智识来。皇帝老儿说：噫，这东西形方实圆，我想说它什么就是什么，正合孤意。巨子们附合：皇上圣明，老祖宗早就为你想好了这套家法，于你于百姓都是有利的，最后的解释权还属你那。皇帝一想甚是，那朕就用不着费心了。巨子们一听窃喜，拿来主义，引经论典，上可糊弄皇上，下可愚弄百姓，启不快哉！所以两千多年中国的文化史，就是这盘拿来主义的回锅肉炒了又炒的历史。今天我们的人一有点不顺心的浮躁，就又拿出这盘回锅肉爆炒一回，“余香”撩绕。
智识总是自已的，学子们把拿来的知识伴上自已喜欢的佐料或存肚子里让它发发酵再释放出来，别人总不能说你那是拾人牙慧。可造就智识，是极高难度的活儿，王锡候是南方人，他佐料里的辣椒放得过重，就把北方人的乾隆辣得跳。王熙凤满腹鬼胎，最后还是聪明反被聪明误。他（她）们都算不得真正的智识分子。要说中国真正的智识分子，我想东晋时的陶渊明应该算一位。他自幼博览群书，知识不可谓不丰，但当他入仕官场，亲见官场的黑暗与污浊后，便弃职归隐，比起秦时被坑的儒生们，比起历朝历代的那些奸佞小人（他们都是知识分子），可称得上是智识分子，他的“我不能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人”语，后人仰慕其高风亮节，私谥靖节，被称为靖节先生。其诗文辞赋表达了弃官村居“躬耕自资”后喜悦的生活情趣。“人生无常，乐天安命”这是何等的大智大慧！又联想到现在的我们自已，一会儿为房子，一会儿为股票，蚁走蜂忙，天天疲于奔命。扪心自问：能否象老陶一样，玩不过，我就不玩了呢？
中国是个从来都不缺少知识分子的地方。就是现在，我们的教育体制也象推土机一样，每年推出大量的知识分子。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