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经无限留恋于我老家门口的那方古井，因为那清澈的水面，在我的眼里它能清晰地照映那个山寨所有的的往事和历史，这是一个十分有趣的现象。但是，我必须远离，尽管多年以后，在我老时或许我还会回来，但那时候，我的心境绝对不是先前这样的心态了，人生中所走过的路就算是一个圆圈，可我还是心甘情愿地愿意这样去做，我这样做似乎没有什么别样的理由，只是为了安抚我那颗时常驿动的心，或者说我只是为了满足自己要让双脚切实经历另外一种不同于我祖上的道路罢了。
实际上，人生就是一个轮回，从起点的生，到终点的死，它就是一道圆环似的缝合，它的天衣无缝，让没有的人都没能脱离这条轨道。而我们人类似乎就在这样的弧线上一直地奔波不息，周而复始地追求内心那一份清晰的向往和理想深处那份深邃的延续。
从父亲死去的那一年，我就决意要离开我的出生之地，虽然当时的我无力离开，但这并不影响我要离去的念头。离去，倒不是我不喜欢我的出身之地，相反那里曾经给了我很多温暖的记忆。离开，是为了不再接近物化的轮回；离开，同时也为了满足我父亲后半生的意愿。我九岁的时候，我父亲就慎重地告诉我要早日离开那块土地，当我真正离开那片原野的时候，我父亲已经死去二十来多年了，我的行踪，实际上他无从得知。
我父亲嘱咐我一定要离开，可能是因为我的曾祖父给我们家留下业绩带来的创伤有关，曾祖父一生省吃俭用，买了很多田地，建造了三层高的青砖大院，它木格、雕花、天井等一应俱全。
曾祖父有两个儿子，大的就是我祖父，小的就是我叔祖父，曾祖父让我的祖父固守家业，让叔祖父外出读书。叔祖父读书甚好，上世纪二十年代，他考入贵州省立第五中学，后入黄埔军校，他和国民党某位极其显赫的政要相交甚好，并曾与该人合影留照。叔祖父文才甚好，又自视甚高，入黄埔后原想轰轰烈烈干一番事业，并曾经多次劝家里人分散田地，变卖家产，可惜我的曾祖父并不许可，他心里怀着辛勤挣下来的家业，岂能轻易地变卖，最终死活不听从自己小儿子的意愿，而我的叔祖父又常年在外，对于家里的固执，他也是无暇顾及了。
叔祖父和三洞的韦绍乔、潘辅之等人相交甚好，但他的寿命却没有后面两者的长，虽然后面两人也在壮年时期猝不及防地突然离世。抗日战争时期，叔祖父在辗转奔波，后染上重疾，死时年仅三十一岁。
我的曾祖父对我的叔祖父的寄望最高，而叔祖父却死得最早，这对于当时尚健在的所有亲人来说，都是一件既悲伤又叹息不尽的事情。
过后不久我的曾祖父也死了。剩下我祖父一个人，我祖父有三个儿子，大伯父、二伯父，以及我的父亲。祖父也重视后代的教育，他很早就送我大伯去荔波城读书了。我的二伯父名叫潘鹤年，在我祖父的三个儿子里，我的二伯父天赋最高，颇得祖父珍爱。“松鹤延年”是中国常用的表示吉祥和长寿的话，只可惜我的二伯父他的实际寿元和他名字寄托的涵义恰好相反，在他的仨兄弟中，他的寿命最短，还没到二十岁他就病亡了。在我二伯父死后，因为他无儿无女，于是就很少有人提及到他了。
长期居住在群山环绕的山寨，导致我祖父的洞察力远没有他的弟弟即我的叔祖父那般洞若观火，这也是造成他日后直接饿死的一个重要原因，当然外部环境的重要性也不应当排除在外，晚年时候，我祖父后悔自己不听从自己胞弟的那些话，但这些所谓的后悔对于人生来说那早已经无济于事了。
按照当时的社会要求，解放后我家被划为地主，也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可惜我的祖父根本想不到这种成分划分给他自身和其家庭带来的惨烈性后果。
那一次，我父亲放牛回家，当时他才十来岁，这还是一个少年，远远地他看到所谓的积极分子涌入家中，少年急中生智，悄然地把随身带上的柴刀扔进碧绿茂盛的韭菜地，于是当家中所有的财产包括搅猪食用的那块细条木板也被掠劫一空之后，又剩下了唯一的家产，即那把砍柴刀。
我家那面声音悠扬的铜鼓，被掠去后，其最终的去向就是进入临近的一个大寨，幼年时候，每当端节时段，听到铜鼓声，父亲就黯然伤神，这和他少年时亲身经历那次家中被掠夺的疯狂场景有直接的关联，只不过，我知道时，那是相隔几十年以后的事情了。
上世纪大炼钢铁的火热年代，家家户户兴起支援国家炼钢炼铁的闹剧，连偏僻的三洞也不例外。炼钢铁需要炉子，而砌炉却需要砖头，曾祖父兴建的三层青砖大院，让兴奋起来的人们疯狂地拆得片甲不留，先前屹立在田野上、树立在古井旁、被群山环绕的古式三层建筑在人多力量大的撞击之下，几经轰轰烈烈，最后荡然无存。
被拆之后，屋基上，杂草丛生，天井处，乱泥堆砌，一副破败的样子。父亲的叮嘱，可能以祖上为例，他认为在这个地方哪怕你做出再大的成功，也是朝不保夕的事情，努力越大，可能给自身带来的恶果越多，相反人若是平庸无能却能超常地得到平安的保障和天然地获得看客的地位。
大院被拆，除了政治层面的运动直接兴起，而带来的影响之外，还与我们寨子的势单力薄有着直接的关联，寨子户数少，往往受到旁边大寨子的直接小觑与任意欺凌，民众欺软怕硬的本性一直以来都根深蒂固，尤其是在文化稀薄的地带，更是如此。这不得不说是一种强大的悲哀。
我祖上的经历，这不单单是我家的悲剧，它也不是仅仅只是我们一个小山寨的悲剧，很多时候这种落井下石的心理态势直接影响到一个地区直到一个国家的脊梁，并一定程度上让国人人格矮化使人无法挺立起做人的根基。
劫后余波还在发生，我的叔祖母，在文革时，为了避免家中受到牵连，她亲手烧毁了叔祖父生前留下的所有遗物，包括文稿和在黄埔时和国民党显赫政要的合影照，导致后人追忆我叔祖父一生足迹的时候，全部掉入一种无法触摸到物证的空间中，在想象得世界里沉沉浮浮，近乎传说。
我一直在搜寻当年的蛛丝马迹，希望管中窥豹，能察看出当时的一些境况，最终我和堂哥从大伯父建造的平房中找到一面业已经被据称两半的粗腰筒形鼓，它身首异处，分崩离析，但木质还不至于腐烂，我把它留存下来，权当是一种久远的回忆和追思。我家一蹶不振到现在，延续的时间已经超过半个多世纪了，我一直认为这不是谁的错，这应该是时代进入低谷时候，人的文明未能扬起正直头颅微弱，而给岁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