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年岁岁，六月永远是火热的天气；岁岁年年，六月又总是在高考、中考接连不断的比拼中，彰显着鲜明特色和沉甸甸的分量。
这些日子，顶着白花花、火辣辣的阳光，走在蓼城的大街小巷，最吸引眼球的，就是从淮河岸边、从西山脚下、从庄台、从矿区、从渔村、从农舍、从东西南北中前来赶考的莘莘学子。看着他们青春勃发、活力四射的身影，掂量着天下书生金榜题名的瑰丽梦想，不禁回想起自己经历的几次升学考试来。
作为六十年代中期出生的农家子弟，我不幸撞上了一个贫穷而充满酸楚的童年时代，好在很快又见证了改革的风云变幻，小学在读，就赶上了恢复高考制度的新时期。我本来应该在1977年底小学毕业的，但由于学制改革，读五年级时，全国统一将学年延长到1978年夏季，我无可选择地在那个迟到的毕业季，参加了有生以来第一次升学考试。
人都说，少年不识愁滋味，初生牛犊不怕虎，这话一点不假。那时候我11岁，真的不知道升学考试和学校里大大小小的考试有什么区别，心里也就没有丝毫的紧张和忐忑。只是发现考场明显不同,——教室外拉上了警戒线，闲杂人等谢绝入内，这让我感到格外的新奇和好玩。语文考试题目也很新鲜，第一题是读拼音写汉字，这在我们就读的大队小学是从来不会考的。记得小学一年级，我们第一课学的就是“毛主席万岁”，任课老师是初中辍学回乡的我家三姑，至于汉语拼音是何物，三姑搞不清楚，我们自然更不清楚。因此，做试卷时，我一直怀疑这道题出错了，甚至为此捂住嘴巴偷着乐。
也许是因为我住在街道、离考点比较近的缘故吧，考试那天，老师们竟然把毕业班几十名考生集中在我家就餐。一下子来了这么多的小伙伴，自己又变成了“东道主”，出出进进、忙前忙后，自然是情理之中。我还拿出二胡，端坐于老槐树的浓荫里，听任同学们点曲目，然后摇头晃脑，一曲接着一曲，很卖力地给大家演奏，赢得掌声笑声欢呼声此起彼伏，哪里还有实战状态下司空见惯的烽火连天、残酷无情呢？可以说，那次考试之余的每一分每一秒，都是一种真实的快乐、一种莫大的幸福、一种奢侈的享受。
初中三年，随着年龄增长，我学习更加认真了。每天，我在薄明的晨曦里放开嗓子背诵，在破旧的教室内聚精会神听讲，在回家的路途中捧着书本默念，在昏暗的汽油灯下笔走龙蛇演算……功夫不负有心人。每个学期的期中、期末考试，我的成绩都在全年级遥遥领先。
临近中考的关键时刻，家里遭遇了一桩事。生性活泼、体格健壮的弟弟，莫名其妙地患上腿疼的毛病。先是一条腿不红不肿，毫无征兆，突然钻心地疼，接着，另一条腿在同样的部位开始发作。小镇上的医生诊断不出病症，吃药打针根本不见效。几天过后，弟弟无法行走也无法站立，只得泪水涟涟、可怜巴巴地躺在床上了。父母心急如焚，就把我妹妹送到姥姥家，然后和奶奶等人一道，远去百里之外的县医院给我弟弟治病，而这一去，就是将近一个月之久。
中专考试的时间到了，大人们还在霍邱县城没回来。我只好自己动手，将脏兮兮的蚊帐摘下来折叠好，将汗津津的篾席卷起来捆绑好，将皱巴巴的衣服找出来收拾好，随着学校赶考的大军，坐客车前往考点所在的河口镇。
我们挤在一所村小的教室里，打地铺住了下来。条件确实很差，但我当时只忙着看书，还真的没感觉到什么。最大的感觉就是天太热，室内室外到处滚烫滚烫，简直像着了火一样。为了防暑，走进考场以后，我按照老师的叮嘱，嘴里含着几颗人丹，太阳穴抹上些许清凉油，同时在手腕上系一条干毛巾，以防汗水洇湿试卷。这样一招招应对下来，倒也十分管用。还有一种感觉就是迷向。从龙潭家里出发，客车是顺着105国道向南走的。经过户胡街道时，车子掉头向东直达河口，我却浑然不知。下车后，习惯性地拿国道作为参照物，老是感觉那地方的太阳乱了方向，每天居然从南方升起。于是，一直晕头转向，很不适应。
所幸的是，我在考场上面对试题并不晕头转向。几门课程考下来，自己还算满意，监考老师们也暗暗记住了我。直至若干年后，见到一位文静而漂亮的女老师，有些面熟却又不够熟悉，但她一开口就喊出了我的名字。我很是诧异。一番攀谈过后，才想起她是当年的考官。
考完回家，依然是空无一人。我便急匆匆步行二十里，赶到姥姥家静候揭榜的消息，——那时候我已经反复估分多次，认为胜券在握了。事实上果不其然，数日后捷报传来，我成为母校历史上考取初中中专的第一人。我的这次升学考试，在艰苦的条件和特殊的环境里旗开得胜，倒也以雄辩的事实印证了一句俗话，叫做“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如果换用诗歌来形容，最准确的莫过于冰心的名句：“成功的花，人们只惊羡她现时的明艳！然而当初她的芽儿，浸透了奋斗的泪泉，洒遍了牺牲的血雨”。
我师范毕业回母校龙潭中学任教后，把全部精力都用在了教育教学上。等意识到自己的学历不达标时，已经是几个年头过去了。
1987年初夏，我准备参加成人高考，报名时却着实犯了难。我是语文老师，满心希望报考中文系。遗憾的是，地理、历史竟然是中文系招生考试的重点科目，而这两门课，无论在初中还是在师范，几乎就没怎么学习过。数理化、音体美，才是我们看重的“大三门”和“小三门”。为确保升学考试顺利过关，无奈之下，我只好报考合肥教育学院数学系大专函授。
那次招考，考场设在六安。我匆匆忙忙上阵，出生入死拼杀，战果尚可称道，最终以较好的成绩被合教院录取。升学考试虽然考好了，但我心中不无惆怅。我始终在进行反思，最深刻的感悟是，只有学而知之，没有生而知之。正如地理和历史课，由于自己疏于学习，才沦为短板和桎梏，才会陷入“语文老师进修数学”的尴尬境地。
我结婚之初，过的是牛郎织女的两地生活。儿子呱呱坠地后，生活越来越不方便。于是朝思暮想，盼望着尽快调入县城，和老婆孩子天天在一起。当时，我教的语文课已经小有名气，搞教研、发论文更是崭露头角。县教委教研室宿儒王稼杰老先生，将我和赵克明、王培康、李绍全并称为霍邱县中学语文教研的四个代表人物。即便如此，真的要调动，却又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为进一步提高身价，早日圆上进城梦，1991年，我报考了安徽教育学院中文系本科班。
考场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