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考入进山后，当时的学校党支部书记兼副校长是陈化民，师生们都喜欢称呼他“陈校长”。
陈校长，男，汉族，山东省武城县人，1917年7月10日生。1936年毕业于济南师范学校。毕业后任小学教导主任。因有进步思想，深受国民党地方势力的打击排斥，怀疑他是赤化分子。他亲眼目睹了国民党的腐败无能，对日寇的消极抵抗，更加激发了他的爱国忧民思想，更加向往革命，认为只有去延安才有出路，别无选择。他虽然是独生子，出生后20个月母亲就去世了，仍然背乡离井远离父亲，几经周折，克服了种种困难到了西安,又步行10天来到延安。
1938年3月13日，进陕北公学院学习。同年4月12日加入中国共产党。陕北公学院毕业后到晋绥边区工作。曾任岚县民族革命中学指导员、新军特务团宣教科科长。1940年后转业到地方，先后任晋绥第一中学教员、晋绥师范干部班指导员。1943年至1946年参加整风学习。1947年去交城县参加土改。1948年3月调任晋中行署教育处中教科科长。1949年4月太原解放后，任太原市教育局中教科科长。后以太原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军事代表的名义接管了成成中学，1950年2月受山西省人民政府委派任进山中学党支部书记兼副校长，1954年2月调太原工学院任副教务长。1960年8月任山西省委文教部办公室主任。1961年调山西医学院任办公室主任。1978年以山西省委工作组的名义进驻山西财经学院，后任院党委常委、副院长。1983年离休（现享受正厅级待遇）。
陈校长，中等个头，30岁开外。戴一副近视眼镜，潇洒英俊；性格豪爽开朗，待人诚恳热情；说话有声有色，形象生动；写一笔好字苍劲有力；写的文章不时见诸报端，常常引起强烈反响。他尊重人，关心人，爱护人。经常出现在教师的宿舍里，学生的课堂上，知冷知热，问寒问暖，对师生关怀备至，体贴入微。当时的校长李济生、教导主任马培云都是进步民主人士。陈校长对他们很尊重很信任，使他们有职有权，充分发挥应有的作用，有的后来入了党。从陈校长的身上，人们看到了共产党人的优秀品质，优良作风。他是一位深受全校师生爱戴的学校领导人。全校师生员工紧密团结在党组织周围，同心同德，忘我工作，使这所全省的重点中学很快摆脱困境，面貌焕然一新，各项工作都走在全省教育战线的前列。
1950年下半年，随着许多太行、太岳、晋绥和晋察冀等老区的学生考入进山，学校党支部的力量壮大了。党员从1949年解放初期的3名增加到18名。他们在学校的不同岗位上发挥着作用。牛水玉、弯云龙、郭忠恕等同学在党支部工作；孙又珊、冯仁志、冯宁昌、李先奎、齐德良等同学在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工作；李从德、张秀莲（女）、徐妙（女）等同学在学生会工作。陈校长除主持党支部的全盘工作外，主要抓教师的思想政治工作，不少教师入了党，走上了教学工作的领导岗位。
当时，牛水玉、弯云龙、郭忠恕任党支部委员。孙又珊任团总支书记、冯仁志任团总支副书记。孙又珊毕业后，冯仁志任团总支书记、齐德良任团总支副书记。冯仁志毕业后，齐德良毕业留校，任专职团总支书记。后来团总支改为团委会，齐德良任首届团委书记。
我入学后不久，就到学生会工作。陈化民校长对学生会的工作非常重视，倾注了不少的心血。他指导我既要发挥学生会中党组（当时在学生会中设有由在学生会中工作的党员组成的党组）的作用，也要注意发挥学生会群众组织的作用；既要发挥学生会中党员的作用，也要注意发挥非党员的作用；既要做好群众性的工作，更要做好广大学生的思想政治工作。要把全校同学团结在学生会周围，为完成党的中心任务，为完成学校的教学任务努力奋斗。我牢记他的这些教导，并努力去做。
1951年春，陈校长去东北考察教育工作。顺便买回少量长白山人参，大家都围着观看。我第一次见到了千姿百态的人参，真是欣喜若狂。当陈校长得知我父亲患病后，特地将人参送给我，让我请假，回老家照料父亲，并用人参汤为老人调养。我实在感激不尽。回家后我拿着人参让父亲看，他惊奇地问道：“这些人参是哪里来的？”我说：“是我们陈校长特意送给您的。”顿时，父亲热泪夺眶而出，顺着脸颊滴在衣襟上。他精神为之一振，激动地说：“谢谢你们的校长，他是一个大好人啊！”我在家中精心照料父亲二十多天，每天喂他喝人参汤。父亲的病情和精神明显地有了好转，这大概就是人参汤的作用吧！我多么希望父亲转危为安。我回到学校不久，父亲去逝了。又因为工作忙，没有能最后见他老人家一面，我悲痛欲绝，内疚万分。可是他老人家生前，能喝上我们陈校长送的人参汤，我这个作儿子的也算尽了一份孝心。
1951年夏，陈校长一家人要回山东老家探亲一段时间。他要我住在他家中，为他看门。我怕把家中弄乱，把门看不好不肯答应。他耐心地说服了我。从此，他的家中，成了同学们谈笑玩耍的好地方，到处都是乱七八糟的。等他回来时，也没有来得及整理，我心里很内疚。但是，他并不在意。把从家乡带回的土特产送给我吃。我激动不已。
有一次，山西大学举行教师大会，邀请陈校长参加，他却让我去参加会议。山大礼堂早已坐满了人，座无虚席。工作人员热情地接待了我，请我坐在主席台上——大家都以惊奇的目光注视着：怎么一个农村娃娃坐在主席台上了？而他的讲话竟然引起了全场的热烈掌声。会后举行晚会，又作为贵宾坐在最前排，茶几上摆着香烟和热茶，饶有兴趣地观看了苏联话剧《青年一代》。
1953年夏，我们要高中毕业离开母校了，与陈校长三年的朝夕相处，真是难分难舍。于是我们高三班的七名党员（弯云龙、郭忠恕、冯仁志、李从德、高建勤、魏振华、郝玉章（女））与陈校长照相合影，作为永久的纪念。
我要报考大学了，陈校长亲切地对我说：“根据你的情况，我希望你能成为工业战线或外贸战线上的建设人才。”不久，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哈军工）来进山招收学员。陈校长又动员我报考“哈军工”。他语重心长地说：“这是我国第一所高等军事工程学院，专门培养高级国防建设人才，机会难得啊！”我考上“哈军工”后，他专门写信表示祝贺。他在信封上写着“军事工程学院李从德收”。偌大的“哈军工”到哪里去找李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