望文生义、断章取义确是不可行的，如果单从字面理解，很容易相信李泽厚先生是为保守主义、守旧主义辩护的右派分子，而事实经"我看”后，却并非如此。
古今中外，当社会广泛争论社会应该何去何从之时，表明社会已经走到了一个矛盾十分尖锐的时期。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如是，百家争鸣、真理标准大讨论亦如是。而接下来，便是决定国人命运的变革措施了。
社会变革无非两种途径：自上而下的改革和自下而上的革命。而比较二者孰优孰劣，就如同比较英国和美国谁的政治制度更为先进一样荒诞无稽。
二十世纪初，中国经历了“两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社会各阶级、各阶层的精英分子思索着救亡图存、强国保种的出路，其中是否存在兼济天下、拯黎民于水火的圣人，无从知晓，或许有罢。正如鲁迅先生说到的：“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这就是中国的脊梁”。
然而，有意而为之的人却不在少数。
康、梁，孙，道路不同，其结果也是大相径庭。戊戌维新，只不百日耳，而作为辛亥革命成果的“民国政府”却延绵了百年。而作为胜利者的历史——“帝王将相的家谱”，自然对革命的评价较高，待到伟大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革命更加上升到一个神圣的地位。然而，值得深思的是，革命是“真革命”，还是“伪革命”；是将民主、共和、平等、自由深入人心摧毁一切救国家机器的社会变革，还是改朝换代换汤不换药的农民起义。
而李先生却对在文中，提出对革命和改良到底哪个性价比更高的问题的思考。这样的思考并非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这是历经“文化大革命”之后痛定思痛得出的。“革命可以改变一切”“阶级斗争要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经过历史的检验，难以奏效。
因此，在中国历史另一次重大转折的时候，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了。
韩寒曾经提到，“文人是政治的妓女”，话虽无情，亦在理。20世纪80年代，“言必称李泽厚”，盖李先生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改革开放奠定了理论基础，然而短短十数年，他的书为大陆所禁，只能在韩国提出“告别革命论”的观点，实在具有讽刺和悲凉意味，这不禁让我联想到周总理的那句“我是爱南开的”。
韩寒的三篇文章《谈革命》《说民主》《要民主》引发了社会的讨论，而究其本质与李先生的观点如出一辙，那句“如果你硬要问我在中国，什么时候是个革命的好时机，我只能说，当街上的人开车交会时都能关掉远光灯了，就能放心革命了。”刚好佐证了李泽厚先生提出的中国现代化的“四顺序”：经济发展、个人自由、社会正义、政治民主。
而对于李泽厚先生的“历史的发展是悲剧性的，是历史主义和伦理主义的二律背反”的担忧，我个人觉得没有必要，该来的总会来，而我并不赞同“历史必然性”理论，我坚信，历史是必然性和偶然性的统一。作为统治者，当权后必然会改革（不考虑统治者的个人因素），
“改革也是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的重要途径”便是最好的例证，而当阶级矛盾激烈不可调和的时候，革命必然会到来，这是底层人民的撒手锏和“产权证”。“有政府总比无政府好”，那贫苦大众岂不再无出头之日，只能依靠“圣王政治”。
历史无数次的证明：非改革，即革命！
从“反革命罪”到“危害国家安全罪”，再到“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成功，经济体制改革就“不可能进行到底”，取得的成果可能得而复失，社会新问题也不能从根本上得到解决。‘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历史悲剧，还有可能重新发生。”算是对李泽厚先生“告别革命论”一个最好的慰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