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孟讲性善；荀子说性恶，引起了追随者殚精竭虑、历经千年而不衰的争辩，每一种说法都有理有据，每一种逻辑都顺理成章，我们听谁的呢？

实际上，谁的都可以听，谁的也都不必听。

孔孟说到性善，是说性善会在这世界中被污染，只有勤于拂拭，坚持修养的锻炼，才能挽住我们堕落的势头；荀子说性恶，是说人心存在有许多诸多物欲的杂质，只有通过道德的驯化，才能得到一种善的归宿。其实他们都只是在说同一件事，那就是抑恶扬善，他们只是要给我们一种积极向上的人生态度，都是让我们通过心灵的净化而进入祥和、快乐的境界，不过他们运用了不同的表达方式。

不懂得这最内在的感召的就算把善、恶说得再确切又有什么用？说是为了让人们去做的，中国文化原本就是一个知行合一的整体。所以释迦牟尼说“不立文字”也真有他的苦衷，他也正是害怕这样鸡争鸭斗的局面，反倒耽搁了人心的修为。因为所有的理性辨析其实都是一种外在的引导，如果不能触发我们灵魂中最纯真的诚挚也就没有任何意义了。而相对于灵魂的圣洁，理性又是那么苍白无力，局促而破绽百出，老子说：“道，可道，非常道”，因而理性分析的佳境应是即时即景的适宜指引，而不是喋喋不休的故步自封。

正如礼，是对人发乎内心的尊敬与爱；礼貌却只是礼的样子。倡导礼貌正是试图通过外在的规定促使人们最快捷地升华为这样的至诚。可倘使人心淡漠了，光是嘴上好听只能叫人感觉到虚伪、恶心。

理性的剖析也正是这样一种外在的游离，它的目的是好的，但它注定只是一种行动的准备，一个过程，并非我们追求的终极；说了，并且去做，直觉的陶冶才是见性成佛的有效方式。所有的理性都是度化的手段，都是针对具体的时代背景量身定做的，其时效往往短暂，仅守着一时的风骚而不识变化，其实就是舍本求末的悲哀。而且凡物化的世界都是相对的，言之灼灼又如何？理性总会被理性粉碎掉。所以当我用理性面对世界，我会惆怅、我会惘然若失；只有当感性包容了灵魂，我才觉得生活是愉快并充满魅力的。

我们一直以为理性是高尚于其他生命的特色，总将理性的探求置于首位，但真正立心致行的人却少之又少，因而文学作品中比重最大的往往是悲剧，但若将这些悲剧珠串为一体，竟然还是一种希望的容颜。因为对美好的认同已是我们近乎本能的直觉，而理性原本就是为我们内心的安祥而存在的，都是人们为了人性中最深沉最真实的属于根的需求所做的方向的确定。

直面灵魂的渴求并为之行动的可以称为信仰；尊崇一、两具偶像停留在口头上叫嚣的只能算追捧，无法自主才要借圣人的余晖粉饰脆弱，才会在外表的顺逆上纠缠不清。而只有人类真正的情感才是绝对的，才是不拘泥于时间或空间的永恒，因为心安才是理得嘛。

辨别条理原是为了做生活的主人，不意好些人反束缚成为理的奴隶，实在是不划算的事。纪昀《阅微草堂笔记》卷十七“姑妄听之”三有一句很有意思的话：“吾平生信佛不信僧，信圣贤不信道学。”我相信这样洒脱的态度。所以，我从不在乎别人怎么看待自己行事的方式，因为我有我由衷的诚挚；也不在乎人们通过什么方式去获得安祥，只要他真有自主的信仰，真正塌实地去做了，都是可以让我们欣慰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