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锦涛总书记在早稻田大学演讲时特别强调，“历史是最富哲理的教科书，我们强调牢记历史并不是要延续仇恨，而是要以史为鉴，面向未来。”对此，我们必须要学会正视历史，更要学会理性爱国。
中日两国之间，既有“令人难忘的友好的一面”，更有近现代两国之间的交恶史，尤其是这段交恶史正如同历史长河中的一个涡旋。那么我们怎样才能走出历史涡旋，怎样才能把爱国的情怀化作巨大的强国动力，实现两国人民世代友好的夙愿呢！咸阳师范学院历史系夏遇南教授编著的“外国人丛书系列”之《日本人》，以客观、审慎的叙述态度，简洁、质朴的语言风格从历史的宏观角度给我们介绍了日本的过去和现在，更为难能可贵的是作者在悉心阐释的过程中渗透着自己深沉的思想和情感。这种充盈于文字当中的最为珍贵的东西是一位老师要传达给他学生的，是一位历史研究学者要奉献给社会的，是一位有担当意识的知识分子要证明给国家的。
当前，社会各行业对人才的需求相对饱和，为数不少的大学毕业生面临着“毕业即失业”的尴尬境地。与此相适应的是，在社会上随即刮起了一阵“反智主义”的旋风，而且来势异常凶猛，“读书无用论”又开始大行其道。相当数量的大学失业者，他们往往不从自身找问题，对自己能力欠缺，思想认识不到位，主观努力不够等“硬伤”避而不谈，一味地把原因归咎于知识分子的“自身缺陷”云云，俨然他们成了知识分子群体中最无辜的受害者。
说到这里，我们有必要谈一谈怎样的人才能算作真正的知识分子？中西方对知识分子的定义有明显的差异，但有一点是相通的，那就是必须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然而在当代中国知识分子阶层既缺乏传统士大夫精神又缺乏现代知识分子精神。如果硬要给他们套上知识分子的称号的话，只能称之为“技术知识分子”，他们本质上与中国的权贵阶层一致，他们更强调了“学而优则仕”的功利一面，却忘记了“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的理想一面。
我们现在重新回到夏遇南教授的这本《日本人》。首先我要说明的是，笔者为写好此文曾专程赶赴咸阳师院就《日本人》一书和夏教授进行交流。写日本人的书不少，比较有名的无外乎这么几种，本尼迪克特的《菊花与刀》，高桥敷的《丑陋的日本人》，赖肖和的《日本人》等等。这几本书有美国人写的，有日本人自己写的，夏遇南教授的这本《日本人》有这样几个特别之处。一在于它是中国人眼中的日本人；二在于它在历史大背景下讲述了日本这样一个岛国的发迹过程，而这样一个过程是宏阔的，是立体的，所以它才是真实的。这本书的著者“不虚美，不掩恶”，他在历史的述说中展现了日本人民自强不息的一面，他们是怎样由自闭走向开放，走向强大；他们是怎样的勤奋、刻苦；他们是怎样的注重礼仪，夏教授甚至直言不讳地讲，日本的礼仪源于中国，可现在日本比中国更注重礼仪。但是日本全面发动侵华战争，实行所谓的“大东亚共荣圈”计划，却不能“为强者讳”，不付诸笔墨。我们说的不能忘记历史，首先就是要使国人不忘国耻，奋力争先，这才是真正有良知的知识分子的责任担当。
不管历史是循环的，还是不断向前发展的，有一点可以肯定，历史是由经历过这一段历史的人创造的。在这里我觉得有必要提到这样一本书——《东史郎日记》。有的人要篡改历史，参拜神社，改写课本，有的人竭力反对，东史郎在日本就因此成了众矢之的，甚至被骂作卖国贼，可他依然坚持控诉日本军国主义的罪行。夏教授在他的书中讲，日本人从广岛、长崎原子弹爆炸后的阴霾中深切地感受到兵燹给国民带来的灾难，可他们却感受不到这场军国主义发动的日本全民族参与的侵略战争给他们的邻邦带来的创伤和苦难，我们完全可以说这是他们咎由自取。东史郎的悔罪意识，就是在正视历史，就是在坚持正义，就是在将心比心地向中国人民表示最诚挚的歉意。
原谅和救赎，首先是要发自内心的，最重要的不是别人对你的原谅，而是你自己是否原谅自己。在夏教授家的客厅里，我们谈了很多关于日本的，还有关于我们在校大学生的，他激动地说，“日本人在中国干了那么多坏事，怎么能够不写出来呢！像你们这些青年人怎么能没有一点危机意识呢！”有了这本《日本人》，不是要我们简简单单地了解我们邻邦的历史，而是要以史为鉴，要使爱国的精神成为时代的最强音，要使所有的知识分子都成为真正有良知的知识分子，尤其是我们当代青年。
一本书不在于言辞多么华丽，恐怕最关键的是要他的读者得到一些启示，获得一些动力，坚定一种方向。对于《日本人》，它的意义也正在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