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轻薄桃花逐水流
鄙人曾经借用吴芳吉先生的一句诗——文章辜负苍生多——为题目做过一篇文章,专门批评余秋雨那篇为泰州市重建中的望海楼写下的《望海楼新记》,算是扎扎实实地出了一通气。因为,余氏的那篇所谓的辞赋碑铭,写得实在
鄙人曾经借用吴芳吉先生的一句诗——文章辜负苍生多——为题目做过一篇文章,专门批评余秋雨那篇为泰州市重建中的望海楼写下的《望海楼新记》,算是扎扎实实地出了一通气。因为,余氏的那篇所谓的辞赋碑铭,写得实在是太差劲,太丢人了。差劲差得让我等这样一批喜爱祖国语言文学的普通读者之流都不堪卒读;丢人丢得让每一个稍微有一点古文知识的底层布衣都为之义愤填膺!犹似吞下了一只蟑螂,恶心透顶;亦如骨梗在喉,不吐不快。也就是那篇丢人现眼的所谓辞赋,最后轰毁了我对余氏仅存的一丝丝好感,断定他是一个十足的欺世盗名、寡廉鲜耻、毫无中国文人学养和人品的文痞!本不愿再理睬这位“文化大师”。谁曾料,近日,余秋雨又有“石破天惊”之举。他又在那里当众出丑,又在卖弄自己那点拙劣浅陋得让人替他汗颜的古文知识,写下了一篇所谓的“墓志铭”。现将其文转引于下,再予以批评。
[转引]《何凤山博士墓志铭》
公元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法西斯狂潮肆虐欧洲,数百万犹太人惨遭迫害。无辜平民死中求生寻找逃奔之路,多国政府慑于淫威拒收犹太难民。在此漫天黑暗间,维也纳一处屋宇灯火犹亮,一位东方外交官争分夺秒发放签证,帮助犹太难民逃到上海和其他地方。
屋宇为何名?中国驻维也纳总领事馆也。外交官为何人?中国驻维也纳总领事何凤山博士也。
此屋宇终被法西斯没收,何凤山博士自租公寓继续签证。此善举又被国内同行疑嫉,何凤山博士光明磊落不为所动。随其手也,千百家庭得以绝处逢生;随其笔也,沉溺之身攀上救命方舟;随其声也,域外人士惊识中华文明;随其形也,离乱生命重建人世信心。
华夏之德,不思远征而不拒远援。君子之道,默行大善而不事声张。何凤山博士之功绩埋入尘沙久焉,近年方见端倪,已被以色列政府授予“国际正义人士”荣誉称号。其家乡中国湖南省益阳市民众闻知事迹,深为感动,遂会商其子女,决定修筑何凤山纪念墓地于中心城区,以千年乡土体温,永久拥抱这位伟大游子。
余赞之曰:
三尺之助尚不易,万里之善非等闲。
乱世星火天有记,湖南益阳何凤山。
这又是一篇旷古奇文。套句现成的话,它不仅是在侮辱看官们(当然也包括余迷们)的人格,也是在侮辱看官们的智商。说得严重一点,它是在糟蹋祖国源远流长的古典文化遗产。
何谓“墓志铭”?在祖国语言文学中,它是怎样的一种文体?显然,“中国文化史学者”余大师,根本没有真正地弄懂这一点。
凡是喜爱祖国古典文学的普通读者都知道,“墓志铭”本是纳入墓中的刻石文字,是一种特定的文体。它分为“志”和“铭”两部分:前者“志”,一般用散文的形式记述死者姓氏、籍贯、世系、爵位、生平经历、卒葬年月以及子孙状况,实与传记相似;后者“铭”,则用韵文撰以赞颂安慰之词,起到统括全篇的作用,实与诗相似。此种文体历经两千余年,早已形成定格,后人均遵从之。纵有变体,也是在“正体唯叙事实”的基础之上,“则因叙事而加议论焉”(徐师曾《文体明辨序说》),其基本要素是绝不会缺失的,尤其是“叙事”这一点。
明乎此,我们便可以来剖析余秋雨的这篇“墓志铭”了。
通观余氏全文,墓志铭的基本要素具备吗?那么请问,何博士生于何年、何地,卒于何岁、何方?祖籍何处,门第何属?就读于何校,毕业于何种专业?何年被国民政府委以奥国公使?又何年去职,去职后又有何等事迹与经历?国际社会如何评价何博士?一般情况,从章法上说,“志”的开头一段大多着重叙述死者的世系、爵里;中间部分叙述死者的一生经历;最后一段扼要交代死者的后人。而余文中除了提到他办理犹太人签证一事外,其他事迹则通通含混不清或根本没有记述。就连一个尤为重要的事迹——何博士到底因此而救助了多少犹太人(这一点特别需要用数字来说话)——余氏竟然施展惯用伎俩,采用春秋笔法闪烁其词地“朦笼”过去了。
读了这篇文章,明眼人都会发现,余秋雨的老毛病又犯了。那就是,逮住一丁点儿资料(或曰史实),根本不做深入细致地挖掘、分析和整理工作,便任意玩弄自己那点驾驭文字语言(仅仅是现代汉语言而非文言)的技巧,大势铺张、敷衍,一味的如纯情少女般大惊小怪地瞎浪漫,“随其……随其……”的乱煽情;又如冬烘先生“周吴郑王”的冒酸水,发些“不思……不拒……”之类隔靴搔痒的议论。就凭他一支生花妙笔,烘托点染,东拼西凑,铺排成文。看似激情泛滥,动人心扉;但冷静下来,稍微沉思,便觉毫无实在的东西,让读者如堕五里雾中,委实打不清方向。这是一篇纯粹凭作者主观随意性思维写成的抒情散文,与真正意义上的墓志铭,相去何止十万八千里!
在古代,墓志铭是要放进墓室的。我们姑且来设想一下:余氏这篇墓志铭也被放进何博士的幕室了,倘若让两三百年后的人们读到这篇缺乏事实的所谓墓志铭,他们能够知道何博士为何许人也吗?请读者对照着余氏的文章平心静气地想想看。
按常理推断,作为文化史学者的余秋雨,是该懂得墓志铭的写法的。可是,余秋雨偏偏就沉不住气,偏要不懂装懂且还牛气冲天地闹笑话,让人挡都挡不住。结果便有了上面所引的那篇得已让我等“心怀嫉妒”的“文化盗贼”们有幸饶舌的美文!
墓志铭的写法,绝对是有它的章法和规矩的。历史上韩昌黎写下的《柳子厚墓志铭》,是文学史上公认的垂范千古的名篇,限于篇幅,我不能在此将余文与韩文对照着来进行批判。但我想,倘若读者们有兴趣,却可以将两篇文章放在一起进行比较阅读,那就会明白余秋雨到底能算哪一路的文化大师,他的古文知识到底浅薄到何种地步了。
诚然,那些喜欢阅读余秋雨传承文明、追问历史的“文化大散文”的读者,必定不会赞同拙文的观点的。不信,就去余氏博客中看看这篇“墓志铭”后边的评语便一目了然了。那可全是一些“文革”式的既极端又狂热的“赞语”,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好就是好来就是好啊就是好”之类的语式如出一辙,看不到理智,也看不到说理,更看不到文采。
客观地说,余氏在《文化苦旅》中留下的散文,文笔的确不错,也的确能给人带来阅读的美感享受,是一种抒情和议论都较吸引人的文字。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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