冬至以它特有的稳健步态，在我们缩手缩脚的日子里，有预期地来临。“吃了冬至面，一天长一线。”这个最短日子的过去，预示着日子一点一点长起来，夜晚一截一截短下去。淡墨色、狭长幽深的街巷里，有我年少时熟悉的吆喝声，被逼仄的巷子拉扯得脆亮、绵长，“磨剪子来，戕菜刀”，矍铄精干的老人，挑着简单工具，他的声音，纯粹，乡土，世俗，温暖。在这个冬天的傍晚，顺着老人的声音，我的一颗被尘世扰攘、搅动得纷繁浮躁的心，回到了年少时寒冷却又温暖的故乡。
故乡的冬，被割开一个大大的豁口，春、夏、秋三个季节的寒凉之气，聚拢在一处，顺着冬的豁口，呼呼地涌向尘世间。夜晚的窗外，凛冽的北风，带着尖厉的啸音，和树木纠缠，和枝叶纠缠，携带着一股憋足了劲的回旋之力，撞击着门窗，撞击着墙壁，撞击着我们的耳鼓。这样鹤唳的风声，是我所不喜欢的，它的肃杀，它的泼辣，它的尖刻，它的惨烈，幸好，在无比寒冷的夜晚，还有厚实温暖的被褥，还有贴心贴肺的亲人。
小学毕业之前，我一直生活于安庆枞阳的一个小小的山村里，虽然与芜湖不过隔了一条长江，但江北与江南的冬天是两样的。故乡的冬天，真的是冷。户外的寒风，一刻也不停歇地舞动着，它以千变万化的姿态，穿过我年少时的棉衣，钻进我小巧稚嫩的身体。母亲说：“要想小儿安，须带三分饥和寒。”“小孩子屁股三把火，不怕冷。”母亲的话大约是对的，虽然我的手背一到冬天，就冻得肿起老高，但是，我从来不会感冒，我的抵抗力，在母亲的哺育下，坚固，强大。跟那些一到天寒地冻时，就鼻涕吊得老长的小伙伴们比，我显得特别的干净清爽，加上一张红朴朴的脸蛋，走到哪儿，都会被大人们顺手掐一下。
晚上，昏黄的煤油灯下，母亲坐在小火桶里或纳鞋底、或缝鞋帮，我和弟弟分坐大火桶的两端，腿上搭着厚厚的棉垫，做着白日里老师布置的作业。年少时的弟弟，是个调皮捣蛋的主。他端个饭碗都能掉进门口的水塘里；平路不走，偏要走那石头堆成山的不是路的路，时常摔得头上大包小包，身上青痕紫痕加流血；爬高上低的事常干，不走运时，能摔得背过气去……八岁时的一个冬夜，我和他一起趴在方桌上各忙各的事，突然，他咧开嘴哭起来，高高地举起左手，中指上挂着一只用空的墨水瓶，卡长了，瓶子里出现负压，手指血液循环不通，被卡住的中指明显地发紫。母亲冷静地找来一把小钉锤，让弟弟把左手平放在桌上，朝着瓶口砸下去，那一锤让墨水瓶口一砸两开……后来，弟弟开窍了，1990年，以池州地区第二名的成绩，被上海交大录取。
无雨雪的日子，在我尚且没有从缠绵的睡梦里醒过来的时候，母亲等待灶堂里最后一把煮着一大锅稀饭的火苗熄灭，迎着第一缕晨曦，用棒槌敲碎池塘里结起的厚厚的冰层，清洗我们这些孩子换下来的衣服、鞋袜，还有彻夜温暖我们身体的被单。洗好衣被赶回家的母亲，从稀饭里盛出一碗米汤，兑些清水，把清洗干净的衣被放进去，再拿出来拧安，晒在温暖的太阳下。那些贴紧我幼小身体的衣服和被子，不仅挺刮，而且格外地温暖，我的睡眠，因了这些加了米汤元素的裁剪各异的棉布，而更加地踏实、温馨、厚重、绵长。
乡村的日子，简单，朴素，艰苦。一锅稀饭，母亲腌制的咸菜、萝卜干；一锅干饭，自家菜园里种植的青菜萝卜、沸腾于煤油炉上母亲腌制的霉干菜锅子，便是我们年少时的一日三餐。最高兴的是，父亲隔两周或三周从几十里外的中学归来时，母亲会在火锅里，放上自己制作的豆腐、菜籽油煎炸出来的山芋粉粑粑，偶尔火锅里还会加上浓香馥郁的肉和骨头，那是除我这个“回民”之外的全家人最奢华的大餐。母亲以她一双勤劳的双手，以她亲手烹制出来的简单饭菜，把我们几个吃什么都长肉的兄弟姊妹，喂养得伶俐健康、干净茁壮。
年少时的我们，除了上学，帮着母亲做些力所能及的摘菜、洗碗、烧火、喂猪、喂鸡之类的家务，偶尔，也会趁着母亲在地里、菜园里忙乎得管不着我们时，三五成群地斗鸡、跳田，一不小心，恼了，便不疼不痒地吵嘴、打架。一些胆量颇大的或大或小的孩子们，他们还有更好的娱乐方式，踩着高跷，盛气凌人地在池塘里厚如砖头般的冰层上行走，我只有眼巴巴、馋嘴猫似地观赏着、羡慕着，任由他们怎样地诱惑，也断然不敢“越雷池”半步，清闲的日子里，和我一起观赏踩高跷的，还有三三两两吊着只水烟袋的老爷爷、双手拢进袖筒里的老奶奶，他们历经风雨沧桑的眼睛眯缝着，脸上的笑纹绽放如菊花。
“磨剪子来，戕菜刀”，那是我年少时，故乡人的吆喝声吧，在这个冬至的傍晚，在苍茫、瓦灰的暮色里，可亲可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