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顺溜”——在悲剧中诠释着“中国特色”
一向对流行的电视剧不大感冒,总觉得这几年电视荧幕上就没有正经过。这里所谓的“正经”是指影视剧的文化含量和思想内涵,总看见一大群人围在一起看一些莫名其妙的电视剧,三两句话就开笑,四五句话就打成一片,捏着
一向对流行的电视剧不大感冒,总觉得这几年电视荧幕上就没有正经过。这里所谓的“正经”是指影视剧的文化含量和思想内涵,总看见一大群人围在一起看一些莫名其妙的电视剧,三两句话就开笑,四五句话就打成一片,捏着鼻子凑近看看,也就那么回事。蹩脚的台词放在大街上没人理会,摆在电视上大家就趋之若鹜了。由此我联想到小沈阳在春晚的成功,联想到芙蓉姐姐在民间的落草……中国人的“成名”之道很简单也很复杂,个中滋味某些人比我更清楚,就不必细说了。但王宝强的成功绝对是个异数。打个比方——大家都在吹牛骗人戴假面具,突然人群里惊起一个响亮而真诚的声音,露出了一个憨厚而朴实的笑脸,我想这样的效果足以用“惊艳”来形容。从人们对王宝强的喜爱和拥护上来看,中国人还是大有希望的。至少来说,一些传统的、朴实的、正直的东西还在人们心底蜷伏着,等待有一天重见天日。从《天下无贼》,到《士兵突击》,再到最近的《我的兄弟叫顺溜》,王宝强似乎在经历着一个逐渐加热以致升华的过程。从一个懵懂青年,到坚强的士兵,再到一个充满了人情味而又以悲剧收场的战斗英雄,王宝强完成了一种角色的蜕变,终于化茧成蝶,成蝶之后又怎样呢?继而成为一个文化标签!无论是在文化意义上还是在政治意义上。还是那个憨厚淳朴的面容,还是那双眯缝起来笑成一处的眼睛,还是那一嘴大白牙。高超的枪法,敏捷的身手,时不时流露出的桀骜不驯而又充满了乡土气息的侠客气质,实在是对传统战斗英雄形象的一次巨大的颠覆,不过却正挠到了现代人的痒痒。于是,“顺溜”这个名字和这个形象就深入人心了。
如果说“许三多”是一个由某些人无意间树立的“样板”的话,我以为“顺溜”则是一股来自民间的力量,是一种压抑了五千多年的民声!或者说是中国人沉睡已久的个人意志。
在剧中“顺溜”是一个悲剧人物,一个最具中国特色的悲剧人物!究竟什么是中国特色的悲剧呢?套用剧中的话来说就是——“他没有死在日本人的枪炮之下,而很可能死在自己人的手里!”李敖曾说,在中国一个人太优秀了往往是要付出沉重的代价的,这是他支付给众人的“冒犯费”。“顺溜”乃一介小人物,虽然英勇杀敌,表现突出,能称得上一个名副其实的战斗英雄,但比之黄继光邱少云等人还是略低一筹的(没有死在战场上,事实上在我们的新闻语境中,对于英雄人物的评定有两个标准,一个是”就怕不苦“,一个是”就怕不死“),“太优秀”这个短语在这里显然不适用。当时的战斗英雄可谓多矣,论资排辈,怎么也排不上咱们这位可爱的“顺溜”。可是这样一个不大不小的战斗英雄居然却死于中国人的“潜规则”,不能不让人惊讶。
当“顺溜”背着狙击枪,在广阔的江北平原上被当时国内最大的两股政治力量穷追不舍的时候,我仿佛看到了一个人的背影,那就是为追逐落日而死去的夸父。从一开始就埋下的悲剧伏笔,在此全面展开,各种不详的因素面目狰狞地向我们的“顺溜”聚拢过来,将他驱逐进一条逼仄的巷道。在这个时候,画面之外一段冷静的旁白向我们道出了这样一个隐衷,或许类似的想法正徘徊在每个追杀者的心中:“参加革命以来,经历过无数此的枪林弹雨,我从没有感到过害怕。可是此时此刻我感到了一种彻骨的恐惧。我们的英雄没有死在日本人的枪炮之下,却很可能死在自己人手里。我为顺溜祈祷着,似乎顺溜的命运就是我的命运,似乎顺溜的命运就是我们全体军人的命运……”。
顺着这个思路往下走,“顺溜”的命运或许就是全体中国人潜在的命运!“死在自己人手里”是中国人对待自己的英雄的惯用手法,也是中国历史得以编排的重要规律。抗战胜利了,在国共合作之下胜利了,日本人向中国人和全世界宣布无条件投降了,可是在这里我似乎感受不到一丁点喜悦的氛围,我看到杀人如麻,奸淫掳掠的日本恶魔仍旧是那么的趾高气扬;我看到投降了的日本人大摇大摆地走上了回家的船,仿佛是公费到中国旅游了一圈又回去了;我看到了中国人在自己的码头,用“自相残杀”这样的极端方式上演了一场“欢送”日军的丑剧;我看到了就连平时最为不苟言笑的坂田居然也被中国人的出色表演“感动”得欣喜若狂,在甲板上兴奋得手舞足蹈;我看到了中国历史传说中“不胜而胜,不败而败”的现实版寓言……然而那枪声,那狂笑声,那扭曲的腰肢,那愤怒的火舌,那些奇怪的表情,在那时那刻竟然是那么的刺耳、刺目!个体的人格与精神在强大的历史洪流下也同样泥沙俱下,显得那么的卑微与无助,落魄与无奈,就像跪倒太阳下的蜡烛……但蜡烛毕竟是在燃烧,虽然在太阳的烈焰下那脆弱的身躯随时都会融化,随时都会消亡,但毕竟是在燃烧,即便是倒下,即便不被人看到、看清,但在最后的那一刻它也是在燃烧着,这就是蜡烛的悲壮!同样有着不可替代的内容,同样有着存在的意义,蜡烛不能取代太阳,太阳也无法取代蜡烛,在广阔的战争背景中,这样的对比似乎就是个人利益和国家民族利益的对比。
中国自古以来是一种“舍小家为大家”的主流教育,在这样一个主题先行的历史语境中具备这种精神气质的“样板”可谓层出不穷,从大禹治水到革命年代的英雄楷模,到经济建设时期的雷锋精神,再到后来的某某某某……中国人的内心深处盘踞着一种自我牺牲的自觉意识,总体来说是在压制个人意识的成长以便促成集体意识的强大。这样的历史惯性导致了中国人独立意识的淡薄和孱弱,也许是做了几千年的奴才做习惯了,一旦脱去了束缚大家反而迷茫了,不知所措了,诚惶诚恐了,焦虑万分了……于是就在“顺溜”被“自己人”杀死之后,又过了二十多年,他的奇怪命运便在另一些中国人身上再次上演,那就是建国之后的以“文革”为代表的各类“运动”。无数个大的,大大的,超级的战斗英雄惨死在各种莫须有的罪名之下,这些元老级英雄为建立新中国出生入死,披肝沥胆,戎马一生,没有死在日本人的枪炮之下,也没有死在国民党反动派的白色恐怖之下,同样是死在了中国人自己手里。当个人意识的膨胀与共和精神相遇的时候,个人意识居然可以轻松凌驾于共和之上,与其说是个人魅力的作用,不如说是全体中国人的奴才意识为“造神运动”提供了一个舒适的温床。
历史本就是一座虚弱的纪念碑!历史的悲剧是其肇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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