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里夫人说，不管一个人取得多么值得骄傲的成绩，都应该饮水思源。
不忘知遇知恩，同时将这种恩情作为一束心灵的玫瑰，赠给需要的后来者，就如击鼓传花一样，在铿锵的鼓点里，让恩情薪火相传，绵延不绝。就像沈从文那样，将所受之恩再施予后来者，让感恩之心得到价值的最大化。
沈从文是中国现代著名作家，他的众多作品令无数读者喜爱，尤其是小说《边城》，优美如诗。甚至1988年诺贝尔文学奖已经决定将奖项授予他，可是不幸的是他已经去世，诺奖不授予已离世者。
可是谁能想到，这位文学巨匠最高文化程度只是小学，甚至连标点符号都不太会用。因家境贫寒，沈从文14岁就应征入伍，进高山钻密林，吃尽艰辛。但他感觉自己的理想不在行伍，他想读书，想写文章，于是20岁时毅然离开队伍，只身闯荡北平。
报考燕京大学国文班，面试时，因为文化太低，对主考老师的问题他一片茫然，主考老师无可奈何将两块钱报名费退给他，对他说，你还是回家吧，做学问不是想做就能做的。
但执著的沈从文没有放弃，他还是在北平留了下来，没有任何经济来源，怎么办呢，他就晚上去街上卖点报纸，以微薄的收入租了间小屋，这小屋从前是储煤的，又暗又潮又黑，但沈从文感到很知足。白天就去免费的图书馆拼命读书，晚上去卖点报纸，深夜在斗室里练习写作。
北平寒冷的冬天来了，沈从文饥一顿饱一顿，没有条件生炉子取暖，一身单衣，一床黑破棉被。濒临绝境的他鼓起勇气给当时已是著名作家的郁达夫写了一封求救信，郁达夫接信后立刻赶去看望沈从文，只见这个清瘦的年轻人已冻得浑身发抖，裹在破被子里还坚持写作。得知他还没有吃饭，郁达夫带他去饭馆，看到狼吞虎咽的沈从文，郁达夫心里非常难过，同时对这个年轻人的精神和信念非常感佩。
此后郁达夫对沈从文从精神上及生活上给予关照，使沈从文的信念越发牢固，他夜以继日地写作，但遗憾的是，因为身微名小，而且文笔不够成熟，他投出去的文章几乎全军覆没，这给了沈从文很大的打击，他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这块料，甚至对自己的信念有点动摇。这时，他遇到了伯乐——徐志摩。
1925年，徐志摩应朋友之邀成为《晨报副刊》主编，沈从文的稿件引起了徐志摩的注意，他感到这是一个勤奋的青年，虽然文章还显稚嫩，但是假以时日，一定会越来越成熟。那一年的10月份，《晨报副刊》连续刊发了沈从文三篇文章。要知道，《晨报副刊》上经常刊发的都是像鲁迅、胡适、闻一多、郭沫若等这些名流的文章，沈从文因此受到巨大鼓舞，从此更加勤奋。
很多年后，已经成为著名作家的沈从文感慨地说，如果不是郁达夫和徐志摩先生，我可能早就卧在人家屋檐下瘪了，僵了。
正因为自己有过如此辛酸困苦的经历，所以后来沈从文对一些勤奋的青年比较关注，尤其是处境寒微的有志青年。他在《大公报》担任主编的时候，得知萧乾为了上大学，去给人家打零工看孩子，很怜爱他，就各方关照萧乾。沈从文从《大公报》主编职位卸任时，把职位让给了萧乾，这一举动，完全改变了萧乾的命运，萧乾后来成为了著名作家、文学翻译家。
著名作家汪曾祺的代表作《灯下》就是沈从文发现并推荐，从而为大众所认识。虽为著名作家，但沈从文没有一点架子，他诚恳谦虚地说，汪曾祺的文章写得比我好。
其实，人生有时候就是紧要的几步，或遇到紧要的几个人，就能改变你的命运。就像巴金，谁都知道他是中国最伟大的文学先行者之一，可是并没有多少人知道，巴金的人生路上如果没有叶圣陶的引领，巴金可能会庸庸碌碌淹没于茫然人海，中国可能会少一位能将至情至性写入文字的伟大作家。
巴金在写了几篇小说之后，因对自己缺乏信心而不敢投稿。其时，叶圣陶主编《小说月报》，他偶然看到巴金的小说《灭亡》，感觉笔力虽不够老辣，但只要加以扶持，一定会逐渐成熟。于是，叶圣陶将这篇小说在《小说月报》发表了出来，其后，叶圣陶又约巴金写了好几篇小说，自此，“巴金”这个名字渐渐为广大读者熟悉起来。此后巴金笔耕不辍，终成文坛泰斗。
对于叶圣陶，巴金一生都非常感激他。晚年巴金回忆起自己的文学道路，还非常动情地说：我想表示我对叶圣陶同志的感激之情，倘使不是叶老发表我的作品，我可能不会走上文学道路，成不了作家，也很可能早已在贫困中死亡。叶老把我送进文坛后，虽然很少跟我接触，很少同我交谈，却一直在暗中注视着我，鼓励着我。叶老是我头一本小说的责任编辑，也是我一生的责任编辑，叶老是我一生的老师，包括写作和做人在内。
这种感恩的力量深深影响着巴金，也影响着巴金对文学后来者的关切和提携，使他成为“勇”、“真”、“诚”的三字楷模。
当巴金自己成为一名编辑后，他把发现与培养新秀作家当作己任，后来名震文坛的许多作家都是巴金发表其处女作并培养起来的，例如：曹禺、臧克家、刘白羽、何其芳、荒煤、丽尼等人。
其中值得一提的是曹禺，如果没有巴金，他不知还能否成为“中国杰出的戏剧家”。曹禺最著名的作品《雷雨》写出后，放了三年没能问世，是巴金看到之后将之发表。发表之后，引起极大反响。这部作品是曹禺的处女作，也是他的成名作和代表作，成为他文学事业的一个高峰。
巴金在任《收获》主编期间，曾顶住压力，将作家从维熙《大墙下的红玉兰》和作家张一弓《犯人李铜钟的故事》相继发表出来。正是由于巴金的正直和勇敢，才将这两部杰出的文学作品公诸于世，让世人警醒并反思。
要知道，这两部作品不是一般的作品，前者是上溯反映“文革”时期指鹿为马的法制过失，后者反映文革时期“极左路线”浮夸风引起的百姓大饥荒。二者都触及了非常敏感的话题，是典型的“伤痕文学”。这在冰河尚未完全解冻，思想尚未完全解放的中国，可想而知，发表这样的作品需要多大的勇气。
当时数家报刊因为可以理解的原因都不敢发表，最后稿件辗转到了《收获》主编巴金手中，巴金阅后心情久久不能平静——这样的好作品如果不发表出来，任由它们就此湮灭，实在太令人痛心！巴金勇敢地将《大墙下的红玉兰》发表出来。果然，发表不久，就招致司法干预。为此，德高望重的老作家孙犁还站出来说过话，他说这部作品反映的是一个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