祖传三代是石匠
两河口镇有条石家沟,沟口的村子就叫沟门上村,中间的一个村子叫石家院子村,里面的一个村子叫上沟里村,三个自然村合起来就是石家沟行政村。叮当,叮当,雕琢石头的声音已从石家院子消失几年了,如今又响了起来,这
两河口镇有条石家沟,沟口的村子就叫沟门上村,中间的一个村子叫石家院子村,里面的一个村子叫上沟里村,三个自然村合起来就是石家沟行政村。叮当,叮当,雕琢石头的声音已从石家院子消失几年了,如今又响了起来,这让石发富这个四方有名的石匠老汉,有说不出的高兴。
石发富打石头的手艺是从他爷爷手里传下来的,因为有了这个打石头的手艺,石家人一直过着富裕的生活。可是到石发富这一辈,已经是三代单传,到石发富的儿子石国柱这一辈,仍然只有一个独儿子,连女儿也没有。更让石发富不开心的是,石国柱今年二十三岁了,媳妇也娶进家一年多了,到现在还没有个娃娃,难道这石家就这么不发人!
说到石发富老汉,他可算是个能人,周边几十里地面,谁不知道他这个有名的石匠。他从小没有读多少书。不是他家里供不起他,而是因为本村没有学校,要上学得走几里山路,出了这石家沟到两河口镇上去。他是家里的独儿子,走这么远的路爷爷和父母都会不放心的。他十一岁都过了才上小学,读到小学五年级已经是十六岁过了,不要说在他们班上,就是在全校学生中他也是高个子。他个子高,成绩可不高,在班上顶多能算个中等生。再加上住在别人家里,放学回来还要自己做饭。学校又是整天闹革命,造反,游行,学唱毛主席语录之外再没有事做。他实在耐不了这个性子,说啥也都不上学了,就回到家里跟着父亲打起石头来。回家两三年,也算把父亲的手艺学的差不多了,打个石磨、柱脚石、碌碡都没有问题。可是就在他们父子正觉得生活比别人家强、媳妇娶到了家里,老俩口、小俩口日子过的有滋有味的时候,割资本主义尾巴使他家祸从天降——他父亲被那些革命闯将在批斗会上活活打死了。
石发富吸取了父亲的经验教训,在村里他大方起来,凡到他家来的人都给纸烟吸,给茶水喝。给谁家锻手推小磨,他不要工钱,只是给他划拨生产队里的十分工分。他又和生产队长商量好,让他母亲看队里的水磨,每天按全劳力记工分,而水磨房里的锻磨他也只记工分不收钱或粮食。这样于公于私都有利,他母亲也再用不着上山、进沟去做庄稼活了。看磨房可是个好差事,当地的风俗是磨面、碾米的人可不能不给磨神婆婆留点课。现在粮食紧缺了,留米、留面除个别大方的人或很虔诚的人外,大部分人都舍不得留了,而麸皮、米糠总是要留点的。这样,看磨的人自己家里人就多了点口粮,猪就多了些食料。那个年代,农民吃粮困难,用钱就更是难上加难了,有相当一部分家庭,晚上点不起灯,吃饭没有盐是常有的事,就是每年每人的三尺布票也没钱去把布买回来。谁能给生产队里搞点副业,挣回几个钱回来就是能人。
石发富这时已是四口这家,就在他父亲死的那年冬天他媳妇田桂花生了个胖小子,靠他和他母亲两人挣工分,养活四口之家,生活也比其他人好不了多少。石发富给生产队里提了个大胆的想法,他出去给生产队搞副业,每月给生产队交三十元现金,由生产队给他按交的钱计工分,年终参加队里分配。他们生产队去年的劳动日值,每十分工才是三角一分钱,而他平均每天一元钱,就是三十多个工分,队里是不会同意的。最后商量约定,他每月给队里交四十元钱,生产队每天给他记二十分工,他妻子田桂花,队里就再不要求上工。她自己愿上工就上,按劳动给她记工分,不愿上工,生产队也不管她。二十几岁的石发富凭着自己的石匠手艺,给各个生产队锻水磨,锻碌碡,报酬是给大米就三斤,或给小麦是四斤,或给包谷是五斤,如果给钱就是六元。给私人家锻手推小磨,一律收钱一元。如果采石头新打一付新水磨,就给包谷两斗或钱一百五十元。
这石发富的石匠手艺又是远近有名的,而且是祖辈传下来的家传艺,打制或新锻的磨人们使用起来很放心,不怕得罪了磨神婆婆。他给生产队搞了连续三、四年的副业,不但给队里没少交一分钱,还给大队、小队的几个当权者都不同程度的有些好处。全生产队三十二户,一百多人口,就他一个人的副业收入,全队人吃盐,点灯用的煤油也就差不多少了,社员们对石发富搞副业不但没意见,还怕他不愿干哩。但是,也有人背地里说他会做事,给大队的主任、支书、文书都喂上了,生产队的队长、会计、记工员也都送到了,集体的便宜他也占够了,老娘看磨是高工分还有外快,他一个人挣两个人的工分,媳妇田桂花还捡近处的轻省活干一些,工分挣了,家务活也干了。光是每年过年前杀的猪,他家也是数得上的大而且肥,与支书、主任、队长们家的差不多。和他爹比起来,石发富可是会活人会来事的多了。他爹是个老倔头,只想着自己挣钱,给队长,支书锻一次手推的小磨,两毛钱也要收,给自家队里锻水磨,记了工分还要补助一升粮食。就他会这石匠手艺,别人不会,他把便宜占了,虽然队里不得不按他说的办,可大家的心里都不高兴,他也就招人恨了。不要说在本大队,全公社的人提起他也都说他是个利害人。一九六八年那么紧的政策,他给别的生产队锻了磨,收的粮食他要偷偷的留下点,收的钱他也要少交几元,到一九六九年割资本主义尾巴时,所以叫人给打死了。现在石发富的日子比全爹在世时还过的好,现在的政策比那时还要紧,没有一个农民能吃饱肚子,房前屋后连一苗葱,一苗蒜都不让有。到山里捡点野菜只能自己吃,如果卖给别人,那就是资本主义。可是石发富知道,只要把当权的人伺候好,对村里人客气些,和人打交道不怕吃小亏,谁能说啥。如果说他爹有资本主义尾巴,他就可以说是资本主义了,可是人家几口人活的滋润的很。那些支书队长生活好还有人骂,而石发富生活好,还都说人家是好人。
改革开放后,石发富更是英雄有了用武之地,前来请他锻旧磨、打新磨的人一天到晚络绎不绝。他还不满二十岁的儿子石国柱,高中毕业后没有考上大学,回到家里正好是他的好帮手。叮当,叮当,打石头的声音就整天没停过,好几个小伙子说是拜他的师学手艺,实际上是给他干重活。用着不出钱的劳动力,做的是不出本钱的生意,这山里的石头哪里他没取到?私人打一付水磨他收三百元,可集体来打一付他就要收四百元。实际上他只收了三百五十元,还有五十元交给村里的主任了。土地刚下放,人们都还有点放心不下,油房,水磨这些集体的东西,还都留在集体,各队管理的方式虽不相同,但换新磨扇新碌碡是各个磨房和碾场上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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