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一向比较爱思考的同事问我，这“仁者乐山，智者乐水”是不是可以理解互文见义的手法，那就是说这句话的意思应该理解成仁厚而聪慧的人总是喜欢山水的。我不得不佩服这位同事的见解，因为这句古语虽然是分开写的，但实际的问题是，仁厚的人多半是聪慧的，聪慧的人多半也是仁厚的。虽然在向幼稚的学生解释的时候，我们都按照字面的意义来解说，但我们作为有阅历的人，是应该更深刻地理解这些古语的。所以，我很支持这位思想者的新解，我也从他的新解中获得了新的认识。
自古以来，爱山水的圣人们都是有着仁厚的心地和聪慧的资质的，因为只有山水中才有人生最真实的生活意义，要不然为什么会出现那么多看破红尘俗事的贤达隐居山水的现象呢？晋代山水田园诗人陶潜早就在他的《饮酒》诗中告诉了我们，摆脱了污浊的官场，“结庐在人境”，就没有车马的喧嚣，人世的纷扰。倘若能寄情山水，采菊东篱，悠闲自在地欣赏南山美景，或者把玩“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的自然之趣，我们就能体味超越尘世的大自然的真意。为什么会有这样高深莫测的境界呢？很简单，所谓“心远地自偏”，只要我们的心挣脱了尘垢的蒙蔽，那偏僻的山水就会让我们感受到生命真正的意义。陶潜是仁者，他不愿意身陷失去人格尊严的现实困境，阿谀奉承或是飞扬跋扈之事总是会带给苍生以残害，也辱没了自己这五尺躯壳，生命的意义在这样这么中总是黯淡无光，离开污浊的官场既是挽救自己，也是让苍生少一些被残害的机会。陶潜也是智者，他赶早挂印归田，就是为了避免自己陷得太深。所以他的饮酒就不是一种浇愁的苦闷，而是一种庆幸自己唤回大仁大智的仪式。
大唐社会在中国是盛世，但一样出现了众多的仁者和智者，比如那些山水田园派的诗人，王维也罢，孟浩然也罢，虽然他们不慎有过从政的经历，但心中知道，只有青山绿水才是人生最真实的生命储存地。王维在《送张五归山》中写道：“东山有茅屋，幸为扫荆扉。当亦谢官去，岂令心事违。”他虽身为右丞，眼见好友得会真境，自己不由得也滋生谢官归隐之意，因为他也深刻地感到，人在江湖，身不由己，总不能长期这样违心地活着吧。孟浩然在一首给王维的诗《留别王维》中将自己爱山水之情表达得更为彻底：“寂寂竟何待？朝朝空自归。欲寻芳草去，惜与故人违。当路谁相假？知音世所稀。只应守寂寞，还掩故园扉。”虽然难舍朋友，但与友情相比，那故园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更值得自己留恋，总不能勉强自己舍弃山水田园，跟了朋友投奔那些不自在的荣华富贵吧。仁厚体现在友情上，智慧体现在对山水的那份神往和眷恋中，这是两位伟大诗人共同的内心特征。
目今人们都渴望着光宗耀祖，显赫门庭，所以对文明下的铜臭趋之若骛，哪里还理解到仁者与智者的境界。就连仁与智，有些人也早将它们分割开来了。仁者不智，智者不仁，这样的观点在现实生活中早已成为心照不宣的真理。讲仁义道德的人，总被人们视为傻瓜，谁还能有官不做，有财不发，有权不用呢？有人甚至说，对别人讲仁义就是对自己最大的犯罪。怪论！怪论！现世之所以被搞得混浊不堪，就是因为这样一些小人的谬论占据了思想的高地，才诱引了大量的蛆虫往粪堆里抢饭吃。如此浊世，能够真诚地爱山水者早已成了稀罕的怪物，甚至被讥讽为不食人间烟火的神仙了。
浮躁的现实早使人们的理解力越来越低下了。我们总习惯性于将本来需要联系起来的警语当作两句孤立的话来支离破碎地理解，所以往往对古语断章取义，一知半解，甚至结合现实所谓“务实主义”倾向进行曲解或采取所谓“逆向思维”进行彻底否定。这样的做法还往往被冠以创新的名义，成为更哗众取宠的所谓新观点。更可悲的是，我们还将那样一些错误的理解拿来教育我们的后代，使他们数典忘祖，不知真理为何物。“仁者乐山，智者乐水”这个古语的理解最终可能成了“仁者未必乐山，智者未必乐水”，或者“乐山未必是仁者，乐水未必是智者”。如此反古，恐怕我们将来不会再有乐山水的子孙，更没有仁厚而智慧的后代了。
不过，仁而智者总是会回归山水的，我们今天能够重新认识到古语的全义，实在是不容易的事。相信在厌倦了庸俗的竞逐以后，羁鸟还会恋旧林，池鱼还会思故渊。“仁者乐山，智者乐水”，山水仍旧是生命最终的归宿，人生的大道理依然得由山水来赐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