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出川，就去了数千公里之遥的新疆乌鲁木齐市。那年我已入而立之年。可是，在此之前，我却还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川耗子。几十年人生，就在这充满严重盆地意识的蜀水巴山间度过，而未敢越雷池一步。
我的此次远足，亦非如今天可供选择的所谓出双入对地欢度蜜月游、快乐的人文风景观光游、轻松度假游、逐凉避暑游、或是泉浴、药浴、泥浴健康游之类。我可是重任在肩，俗务缠身，毫无选择之余地的啊！在这次漫漫旅途之中，我可是受够了洋罪，吃尽了苦头的啊！好在那时人还年轻，还能千难万险视等闲，天踏下来扛得起！
此次，我的主要任务是：护送三岁小外侄去新疆乌鲁木齐市与他的生母——我的二妹（萱妹）母子相聚。因萱妹自结婚以后，就已辞去家乡教职去了新疆乌市，并被安排进了一家大型预制厂当了每日二十四小时一名三班倒的工人。1969年，中苏交恶，边陲形势紧张，在一些有争议地区甚至经常发生武装冲突，弄得每日硝烟滚滚，人心惶惶地。许多人都把家属和闲散人员子女等安置回了内地。为了不影响自己三班倒上班和特殊形势下的战备，萱妹当时只有一岁多的儿子也不得不被送回了内地家乡寄养。
为了生存和子女的安全起见，母子二人久别相距数千公里之遥，不能相倚相守，难免娘想娇儿儿想娘，没娘的孩子像根草。想想都会觉得揪心而可怜泪垂。所以，当后来边陲形势渐趋稳定，二妹有意要将自己骨肉接回身边亲自抚养时，我便毅然表示了愿意代劳往送的意象。萱妹自然表示放心，并高兴地很快邮来了70元钱路费。
于是，我们抓紧时间作了准备。出发前夕，我爱人——孩子的大舅妈还特地为孩子洗了个澡，并换上了新衣，我还替小外侄买了双小皮鞋穿上。这样一来，我们的小外侄就被打扮得有模有样、人见人爱了，从此，就再也没有人敢说他像个小叫化（小乞丐）了。
1972年暑假某日，我手提肩扛着亲人们托我捎给二妹的家乡土特产等小礼物和我与小外侄的简单换洗衣物等，就赶车出发踏上了征程。车行万州（原万县城）码头，我本来先买了下长江到武汉的船票，因为我迫不急待地想先看看前苏联援建的雄伟壮丽的万里长江第一桥——武汉长江大桥，以及那让诗仙李白都望而却步的“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的黄鹤楼古建筑。可后来转念一想，绕这么大一个圈才能最后抵达乌市，要是在路上耽误时间太长，小外侄万一途中生了病，我可怎么办？思前想后，谢天谢地，我终于多付了些手续费而退掉了东出四川的船票，而重新买上了由万州逆水而上重庆的客轮票。尽管在重庆菜园坝火车站我们至少排了两个多小时队，但总算买到了重庆至乌鲁木齐的火车联运票。这样，我们就只需一路转车前行，而无须每逢转车时再在包里多次反复掏钱买车票了。这无疑替我们省去了不少麻烦和排队购票之苦。记得我们先后曾在宝鸡、兰州等地都转过车。在兰州等车时，我还托人帮我看好行李和小外侄，而在兰州少年热心地指点下，去该市大商场买了件新花格衬衫哩！当时，只觉得兰州人特别热情豪爽，兰州市容也特别干净整洁，马路宽阔笔直而平坦，骑自行车的人也特别多，丝毫不比成都少。总之，兰州给我此行留下的印象很是不错。
可是，当我们在兰州转上自上海东来的第54次列车以后的日子就倍觉难过了。不知道自上海西去乌市的旅客为何老是多得这般惊人？叫你简直连脚都插不下去。不得已，我只好努力安置好行李，而把这时早已哈欠连连的小外侄抱在了手上，让他睡去。这样，就能让经过几天车船折腾，而一直未能好好休息、好好睡一觉的小外侄静静地睡上一觉了。而我这时却不得不站在两列车厢交接处的活动铁板上，旁边不远处就是开水锅炉。既热，又危险。更有甚者，还会叫你耳鸣心跳，让风吹煤灰遮没你的望眼。而且，这一站就是整整6个多小时。我的小外侄，虽说年龄不大，可却特别能吃，所以，长得也就格外高大壮实，若非我初中时期曾练过器械，稍有功夫在身，说实话，要想抱起他来都非易事。何况还要抱着他在我手臂上一睡几个小时。所幸，我行李所在车箱端头第二排硬座上海旅客的孩子，在座位下平铺的报纸上睡足几个小时休息好后，就从坐位下爬了出来。这时，他们才示意我，让我把我的小外侄顺手塞进了他们的座位下。可我却还得继续站着，没有座位。不过，因为双手已得解放，没了负担，自然站着也就轻松许多了。为此，我对上海人几十年前就已留下了较好印象。到底此旅，我们最后什么时候等上座位的，由于资料现已很难查找，在此，就不拟赘述了。
遗憾的是，早在兰州转车时，我就已将我们所转乘车次和估计抵达乌市时间用电报拍发给了萱妹，可是后来，当我们的列车行抵乌市时，却不见有人前来接站。这叫我们怎么办？第一次出川来到这人生地不熟的大西北首府，就遇上了这般倒霉事，何况还带着一个3岁的小孩和并不轻松的几大包行李！俗话说：“有钱能使鬼推磨！”“情急智生！”此时，我们早已饥肠辘辘，不如设法先吃点什么再作计较。幸喜我们抵达乌市时，天尚早。因为乌市与我们内地存在着两个小时时差，即使到了晚9点，乌市的夕阳却还高高地挂在天空。这时，只见有人在打量着我们，我便热情地主动向他走去，并作了自我介绍。那人说他也是四川人，于是，我们很快认了老乡。因他对乌市已很熟悉，我便要求他先带我们乘车去了一个维吾尔族餐馆一人先吃了一大盘炒面，量足味佳，个个吃得都很满意。到底是富庶之乡，那时还不存在宰客现象，每盘才三毛六分钱，自然都是由我买单。这也是我至今几十年来，唯一一次吃炒面的历史。最后，我又要求他把我们带去自治区建工设计院找到我们要找的熟人后，我们就不愁到不了目的地了，他就算大功告成帮忙到底，就可以走人了，同时，我也可以实现我开初对他的承诺（赠给他2斤全国粮票）了。须知，那时每人每月吃粮都得凭证定量供应，粮票可是无价之宝啊！至于全国粮票那就更难兑换到手了。
后来，事情也就这样顺理成章地进行了下去。当我二妹夫在建工局设计院的朋友用小车把我们送去预制厂时，谁知萱妹此时却又阴差阳错地与我们擦肩而过去了乌市火车站。直到我们在厂里老工人的安排下，洗完澡换上干净衣服后，萱妹来厂里上大夜班时，我的小外侄才见到了他日思夜梦并且离别已久的生母。